▌1977，恢复高考的关键时刻

2017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周年，在纪念这个重要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改变很多人命运的重要决定。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动向中央请缨，希望亲自抓教育和科技工作，以整顿和治理被“文革”破坏的重灾区。

根据他的建议，1977年 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院选派了17名科学家，教育部选派了16名，总共33人前往。此外，副总理方毅，科学院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常务副部长雍文涛，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总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共同担任了会议的秘书长，我不仅亲自提出了参加座谈会教育系统的代表名单，参加和见证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还亲自策划了恢复高考的提议，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根据会议代表建议，邓小平同志拍板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从而推翻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这是由“四人帮”骨干分子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炮制出来的。本来，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于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太原开过了，根据恢复高考的精神，后又鲜有地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

由于对恢复高考的争论非常激烈，会期延长到44天。在会议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亲自召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和副部长李琦谈话，他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这等于是邓小平二度拍板恢复高考，也大大遏制了反对恢复高考的声浪。

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在“拨乱反正”的特殊时刻，意义十分巨大。在我看来，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可以说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哨战役。众所周知，教育战线上曾有“两个估计”，既然统一高考恢复了，也就意味着否定了“两个估计”。那么，人们也就有理由质疑“两个凡是”。果然不出所料，时隔9个月，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便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直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推翻“两个凡是”。

其次是解放了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的“可以教育好”而招工无望的知青，恢复高考使他们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并且，后来他们中也涌现出了大批杰出人才，成为社会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再次是极大地扭转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由于“文革”的破坏，曾经一度流行“读书无用”和“教书倒霉”的歪风，高考的恢复使人们看到，读书仍是改变青少年命运的重要途径，他们读书的炽热之情被重新点燃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也成为社会的新风尚。

▌头20年的实践与问题

高考恢复后的前20年，人们基本上适应了这种制度，也很少有人质疑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做法。可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于是这种大一统的高考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在发展中逐步暴露了出来。总的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一考定终身”是最突出的问题，使不少人失去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不免留下终身遗憾。

2.统一高考仍是按照分数高低来录取，助长了唯分数至上的思想，强化了应试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某种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忽视了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由于各地区考生录取分数线差距悬殊，出现了“高考移民”现象，间接助长了腐败。

4.各种巧立名目的加分乱象丛生，成为了“权分交易”的温床。 

5.学生负担重，“赤膊班”“吊瓶班”越来越常见，考生身心受到伤害。

6.用统一试卷考核学生，不利于高水平的大学鉴别和录取优异人才。

7.重点大学在各省、市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分配，造成考生录取中的“马太效应”，即重点大学越多的省市录取分数越低。

8.大学招生的自主权不能充分兑现，谁有自主权和有多大自主权，完全由教育部控制，不利于选拔人才。

鉴于全国统一高考存在诸多问题，对统一高考质疑之声越来越多，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自1998年开始，又揭开了持续了近20年的各种高考改革的尝试，首先推出的是“3+2”方案，后又演化为“3+X”方案，取得了一些局部经验，但总体上说仍是添枝加叶式的改良。

2009年，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方案，不仅没有成效，反而导致大学和各高中之间的不公。清华大学在扩大招生自主权的名义下，于2010年11月推出七校自主招生联盟，被称为“华约”联盟，迅速激起了全国大学结盟的涟漪。翌日，北京大学也立即成立了七校联盟与之抗衡，被称为“北约”联盟，后来发展到13所大学。其它大学担心被边缘化，于是各种联盟陆续出现，例如上海同济大学拉起“卓越”联盟，还有“京都”联盟……霎时间家长、考生甚至媒体都不知所措。

这些联盟甫一出现，我就表态：“不要看他们今日闹得欢，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不出所料，2015年教育部下令，一举解散了各个招生联盟，因为它们的方案不是改革，而是为了“占山为王”和“掐尖”。

总之，这一轮近20年的高考改革，有过各种尝试，但基本上未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指导思想不端正，具体表现是：

其一，在扩大自主权的名义下，各地和各校各自为政，中心多了即无中心，方案多了必将导致混乱。

其二，所有方案都没有摆脱考核知识的这一窠臼，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成了天经地义的“铁律”，因为这是最省心的，不必动脑筋去辨别和选拔各类特殊人才的“便捷”方式。

其三，没有明白优秀的人才不是考出来的，每个考生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需要对他们进行人性化的个体分析，不仅看分数，而且要看他们的潜质。招生人员应该凭借智慧把最优秀、次优秀和一般的考生区别开来，录取符合自己大学培养目标所需要的人才。现在，不少大学仍陷入选状元或“掐尖”的误区，还未明白大学选拔人才的重点不是考，而在于录。

▌展望，改革路在何方

那么，大学招生改革的路在何方呢？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已经40年了，根据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现在应该下定决心制定全国高考改革的新方案了，不能再等待，也不能再各行其是了。大学需要安定，以便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和培育人才。

我认为制定新的高考改革方案，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40年的经验证明，全国统一高考方案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合理的，也是高考成本最低的，应当坚持这种高考形式。为避免“一考定终身”，可以实行每年两次高考，春季于3月上旬，夏季于6月上旬，两次考试的成绩具有同等效力。此外，任何联考、社会考试、学术水平考试都不能替代高考，要维护全国统一高考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全国高中取消文、理科分班教学，高考取消文、理科考试。中学文、理科分班教学，高考实行文、理科分卷考试始于1960年代前后，目的是为了单纯追求升学率，多年来其弊端已日益显现。青少年必须坚持全面发展，文理兼备，须知科盲是不能成为哲学家的，而没有一定的人文素质也培养不出合格的科学家。

三、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综合素质。语、数、英是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考试科目，不能轻易取消英语考试。有人建议采用社会化的考试代替，这是极不严肃的，也是没有权威性的。

我坚决反对取消考试英语是基于以下三点：一是中国人的英语普及水平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考与不考反映在学习英语的重视程度上有很大区别。二是学习英语不仅仅是掌握语言的问题，而且有利于转变我国青年人的思维方法。众所周知，汉语起源于象形文字，这是导致国人长于模仿思维，而短于创造思维的原因之一。因此，牢固地、熟练地应用英语阅读、思考、写作和辩论，能有效提高我国大学毕业生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大学招生中的不公平一直备受诟病，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招生录取中的不公平主要反映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985”大学在各省、市分配的指标不公平，重点大学越多的省、市录取分数越低。这种现象在北京表现得最明显，这里的“985”大学有8所之多，而全国还有13个省、市、自治区内没有“985”大学，这必将造成人才流动上的恶性循环。解决的办法有，把“985”大学所在地的招生名额控制在20%，而其余80%的指标分配给外省、市，按照各省、市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分配招生指标。

二是城乡考生在录取分数上存在不公，农村在重点大学就读的学生比例偏低。对此，各“985”大学可以拿出一定的招生指标面向农村定向招生，行使各大学的招生自主权。

五、不能把高考作为学生学习的指挥棒，学习要由他们自己的志趣和教师精彩的讲授来引导；不能以提高考试科目的分值来指挥，分值高低仅有相对的意义，也只能满足心理上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学好语文、数学和英语的学习能力，其它各门课程也是能够学好的。大量事实证明，一些具备高小文化程度的人，日后都能自学成才。纵观国外的高考，都是比较简单的，当代高考也宜简不宜繁。优秀的人才不是考出来的，而是自己努力学习和钻研出来的。

从招考体制上说，我建议高考与录取实行三种权力分立的体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首先是考试权。国家成立独立的考试院，作为面向全国的非盈利公益机构。招聘教学经验丰富、秉公办事和有敬业精神的职业考试官，保持相对稳定。其职责是负责调查研究，科学设计高考试题，建立试题库，组织每年两次的考试，并阅卷和评分。此外，他们一方面要向所有考生颁发考试成绩证书；同时又要向教育部通报全部考生的情况，向各省、市通报对应的考试情况，向各重点大学通报有关考生的成绩等。

其次是录取权，这是各大学应当享有的权力，不再受教育部名额和指标的限制。各大学根据自己招生的人数，划定本校的录取标准。每个大学应当组建一支训练有素的招生队伍，他们要有识别人才的智慧，铁面无私，不徇私情，敢于抵制考试和招生中的任何不正之风。招生工作人员要相对稳定，负责收集和设计面试题目，亲自主持面试，做好录取通知工作，而且还要做好落选考生的思想疏导工作。

再次是对考试与录取的监督和稽查权，这是教育部应义不容辞地去履行的权力。过去，教育主管部门过于集权，但都是微观上的管理，而疏于宏观的掌控，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教育部与国家监督部联合组成稽查委员会，对高考和招生中的不良现象和违法行为，进行全面和严格的监督。制定最严格的惩处条例，不管任何人，一旦发现舞弊，坚决做到“一次见光死”的惩处。

马克思曾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过去，在“拨乱反正”时恢复高考，曾极大地扭转了社会风气。我相信，在执行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时，严惩徇私枉法的行为，也将带动社会风气的继续好转，因为涉及教育的人口占我国人口近1/6，学校风气好了，自然也将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如果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将功莫大焉！

我们必须看到，现在制定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时机已经成熟，试图追求完美无缺的高考方案是不现实的，任何合理、公平和公正的方案都是相对的。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由国家教育部组织一个专门的班子，邀请教育专家、教育改革家、高考研究专家和有关代表参加，经过认真调查与研究，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拟定高考改革新方案。经过反复修改，最后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能再朝令夕改。这是社会所期盼的，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