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主，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治理国家的宝贵遗产。过去更多的是从正面来谈论他的成功经验，其实，从反面来看，也有许多教训可以为今天从政的人们所借鉴。尤其是法律的执行上，他的一些做法依然值得今人深思，以谋划构建今日之法治。
李世民总结了统治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尤为重视。李世民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倡导君臣民共守法律，颇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他还对侍臣说：“国家法律，必须简明，不能给一种罪状规定多种处罚条款。条款繁多，不仅是官吏不能全部记住，而且容易产生营私舞弊，如果想为罪犯开脱罪行，就援引较轻的处罚条款，如果想趁机陷害某人，便执行较重的处罚。法律变化多端，实在不利于治国之道，应仔细审定，不要一罪多罚。”不难看出，其中蕴含有罪刑法定的意思。在执法实践中，有时他也能做到严格依照法律条款作出裁决。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因违抗李靖指挥而被定罪，免除死刑，流放边疆。当时有人上奏说：“高甑生是原秦王府的功臣，请求宽免他的过错。”太宗说：“甑生违抗李靖指挥，又诬告李靖谋反，虽是王府旧功臣，功劳不可忘记，然而治理国家须遵守法令，做事保持一致，现今如果赦免了他，这就开出了心存侥幸的道路。我国从太原起义而建成基业，最初的随从和作战有功的人非常多，如果甑生获释，谁不觊觎这种特殊照顾？那么有功的人都会犯法。我之所以坚决不允许赦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充分看到了严格执法对于巩固大唐江山的重要性，所以能够才不网开一面。
如果李世民始终如一坚持依法办事，他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高一些。然而，封建体制决定了他绝对做不到这点。甚至对专制君主提出这样要求的本身，就是荒谬不堪的。因为，任何独断专行的君王，是没有不任意执法的。伴君如伴虎，他也随意杀人。
交州都督遂公安李寿因贪污犯罪被查处，李世民看到瀛洲刺史卢祖尚才能文武兼备，清廉、公平、正直，便征召他入朝，告谕：“交趾长久不得贤人去治理，必须卿去镇守安抚。”卢祖尚拜谢出来，不久又后悔，用旧病发作来推辞。李世民派遣杜如晦等告诉他说：“平头百姓还注重这诺言，为什么已允许我而又后悔！”卢祖尚坚决推辞。李世民再次召见，晓谕他这个道理，卢祖尚固执己见不听从。李世民便极为不满地说：“我派个人都派不动，凭什么执政！”遂命令在朝堂上斩杀了他。过后，又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处罚太重，命令恢复卢祖尚的官位来庇荫他的子孙。一不满意就大开杀戒，草菅人命，绝无法律可言。
李世民还任凭自己的一时情绪来决定他人的生死。贞观五年，张蕴古时任大理寺丞。相州人李好德向来有疯癫病，说了些荒谬惑人的话，李世民下诏审理这个案件。张蕴古启奏说：“李好德患有癫狂病是有证据的，根据法律不应当定罪。”李世民答应准备宽恕赦免。张蕴古把太宗的旨意偷偷告诉了李好德，又找他下棋。治书寺权万弹劾张蕴古，奏告了他的所作所为，李世民怒不可遏，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处斩。不久又后悔了，对房玄龄说：“你们接受皇帝的俸禄，应当把皇帝的忧虑当成自己的忧虑，不管事情大小，都应当留心。如今我不问你们就不说，见事都不谏诤，还辅佐我什么？比如说张蕴古，自己身为法官，却和囚犯下棋，泄露我的话，这罪行是很严重的，可如果按照正常法律，也不至于处以死刑。我当时非常气愤，立即下令斩首，你们竟没有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再复奏就处决了他，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这之后，建立了死刑案件应当多次复奏的制度。死去的人命不可复生，将完善制度建立在他人宝贵的生命之上，绝不是一件善事。
任凭亲属干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暂留京师。他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其年十二月，事情败露。唐律定谋反为“十恶”之首，有犯者杀无赦。于是李孝常、刘德裕等被诛。而另一案犯长孙安业是太宗长孙皇后的异母兄长。他嗜酒无度，无品行。其父孙晟死后，同父异母的弟、妹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年纪幼小，长孙安业将他们赶回其舅舅高士廉处。李世民极即位后，长孙皇后不记旧仇，对长顺安业恩礼有加。待其事谋反事泄，长孙后对李世民哭请说：“长孙安业之罪诚当万死，但他过去对我不好，天下共知，今若处以极刑，外人一定认为是我故意报复，恐怕陛下也要跟着受连累。”这显然是一个极为荒唐的借口，李世民居然也信以为然，于是特免其死罪，改为流放。史书上记载，长孙皇后曾对李世民说自己绝不干预朝政，然而，在权力归属个人的时代里，要做到这点实在是太难了。
明知故犯。广州都督瓽仁弘曾率领乡兵二千人帮助高祖起事，封为长沙郡公。他和酋长往来，收受金宝，把降附的僚人没为奴婢，又擅自向夷人征赋，回来时，装了七十船。有人控告他贪赃，依法当处死，李世民怜他年老并且有功劳，就宽恕他把他贬为庶人。过后，他召集了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赏罚是代天行法，如今朕宽恕瓽仁弘的死罪，是自己弄法以负天。人臣有了过失，要向君请罪，君有了过失，该向天请罪，下令叫有司设藁席在南郊三天，朕将请罪。”在房玄龄等官员再三叩头请求，这才作罢。明明知道应该这样处理，却基于各种因素考虑，偏偏要那样办理，典型的以权弄法。
极为荒谬的是，对犯罪人可以用奖励的办法来进行处罚。长孙顺德是唐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玄武门之变时，与秦叔宝等率兵攻讨李建成余党于玄武门。李世民即位后，封以食邑，赐给宫女，常宿于宫中内省，对他十分厚待。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长孙顺德因事受人绢帛，不久事情被人发觉。李世民得知后，对大臣说：“长孙顺德地居外戚，功为元勋，位高爵厚，足以富贵，若能勤览古今兴亡之事，以为鉴诫，能对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可以与他共享国库。而他却这样不顾名节，如此贪冒！”但李世民念其有功，不忍加罪，遂于殿庭当众赐给他绢帛数十匹，以使他知羞愧。唐律规定，官员受赃枉法，所受折绢满十五匹者，即处绞刑。长孙顺德受绢已经超过十五匹，依律当处以死刑。因为长孙顺德是皇亲国戚，又是功臣，不仅免死，反而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给予处罚，这在历史上可能也是极为罕见的。
以率直谏诤名垂青史的魏征就说过：“刑罚和奖赏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刑罚和奖赏的原则，在于勉励好人，惩治坏人，帝王之所以制定了天下共同遵守的刑赏标准，是不要因为亲疏贵贱而区别对待的缘故。如今的奖惩，却不是这样。有的是以陛下的好恶来决定对错，有的是由陛下的喜怒来判定轻重。高兴时，即便依法该惩的也给予怜悯；生气时，即便不该定罪也要节外生枝。”对此，唐太宗自己也这样反省：“我常常恐怕因喜怒乱行赏罚，所以要你们极力谏诤。”尽管有了如此清醒的认识，也有努力的方向，并且在执法实践中也不乏维护法律尊严的做法。然而，不折不扣的严格执法，只要不是一种制度的使然，而完全凭借个人的一时意识情绪而定，或者建立在执法人员的素质基础之上，便只能是一种幻想。也就是说，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背景中，严格执法终究不能成为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权力缺乏足够制约的环境中，即便是不多的严格执法行为，也绝不是法治的表现，而只能属于人治的一种实践形式罢了。因为，法治，始终是一种制度!
（原标题：没有制度保障的执法便是人治 文：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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