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进城工作生活是很多农村居民的梦想。但如今，在一些农村居民眼中，城镇户口不再是“香饽饽”。尽管一些地方陆续取消或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农村居民落户城市的意愿却呈下降态势。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文中提到了这个现象，强调“农民落户城市意愿下降等问题要抓紧研究、明确思路”。
城镇化率可分为两种，一个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一个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20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二者之间的差值表明，有2亿多人虽然生活在城市，却依然保留着农业户口。
这部分人是无法在城市落户吗？恐怕不尽然。如果说，跳出“农门”在过去是“能不能”的问题，那么在今天则更多是“想不想”的问题。
从“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到“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城市落户条件正不断降低。相比之下，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却显示，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从2012年的49.98%下降到了2017年的39.01%。
有媒体报道，在西部一座县城，农民落户城市零门槛，进城买房还给补贴。可任凭干部说一大堆好处，不少农民就是不愿“农转非”。有的反问：“城镇户口有啥用？”还有的说：“要是转为城镇户口，给俺们在城镇每人发一套房，还考虑考虑。”
小城镇的户口不稀罕，大城市的户口却很难落。数据显示，北京和上海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在2017年分别为78.20%和74.26%，远高于平均水平，但这也是落户条件最高的两座城市。
“如果2亿多农民在城市打拼，却不能享受同等市民待遇，不仅不利于个人权益保障，而且会延缓中国城镇化进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田明在接受小组采访时表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存在，会对城市资源配置产生直接影响，给城市治理带来挑战。
还有专家指出，许多农民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把人生的黄金时间都用在了城里，将人口红利留在了发达地区。从长远看，这会进一步导致城乡、区域差距的扩大。
有人说，过去有个城里户口，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不愁。现在政策放开了，村里也有了新农合、新农保，看病养老一样有保障。“只要在同一个省里打工，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差别不大。”
有人说，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加上惠农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农民能享受到更多看得见的福利。“与其选择落一个没有太多实惠的城镇户口，倒不如拿着农村户口更踏实。”
“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村有承包地的，在迁移城市落户的意愿是31.5%；没有承包地的，对应的落户意愿是40.7%。”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邢朝国介绍，在拆迁征地、集体分红等利益分配问题上，户籍是确定村民资格非常重要的标准。
反过来看，城里生活开销大、负担重，也是农民落户城市面临的一道门槛。“落户城市还得有立足的本事，要能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才行。”田明告诉小组，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进城打工和落户城市是两回事。现实中，许多农民工没有一技之长，无法长期在城市立足生活，落户意愿也较低。
还有农民担心，进城落户后，放弃村里的土地就没了退路，万一生活不适应，想回都回不来。保留城乡两栖的选择权，才能“进可攻，退可守”。
此外，有学者从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农村权益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收入水平越高、拥有城市自购住房者落户意愿更高；劳动合同、社保和公积金等社会保障状况改善也会提高落户意愿等等。
针对农民落户城市意愿下降问题，有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措施。
比如，国家发改委发布《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其中提到“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又如，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将农民的户口变动与“三权”脱钩，让大家吃下定心丸。
在田明看来，除了降低落户门槛等必要举措外，还要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能力。“当有足够的扎根能力，有稳当的饭碗，能够负担城市生活成本后，农民落户城市意愿自然会提高。”
邢朝国在研究中发现，工作稳定性、住房稳定性等因素对农民落户城市意愿有明显影响。“要让进城农民对城市生活前景有信心。”邢朝国说，如果让农民在城市落了户，却发现就业机会不足，配套服务跟不上，生活不稳定，就会陷入“回不去村、融不进城”的尴尬。
当然，农民落户城市与否，最终要让农民自主选择。如果不顾农民意愿，用行政命令强制落户，就可能出现农民“被上楼”“被城镇化”等问题。
专家/田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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