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江南常常对中国医改建言。他认为中国医改应该走“第三条路”，让社会主导，政府放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兼职教授蔡江南常年研究卫生经济和政策、公共经济和劳动就业等领域课题，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主任，并在大学、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从事多年的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教学、研究和咨询工作。
蔡江南常常对中国医改建言。他认为中国医改应该走“第三条路”，让社会主导，政府放权。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他认为深圳作为历来的改革前沿，防守改革的阻力小，这是深圳率先出台医改方案的原因。
港大医院前景不明朗
时代周报：你常年关注中国医改，据你的观察，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医改进行到什么程度？
蔡江南：目前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的改革上，今年最大的动作是一线城市的县级医院全部推开了。此外取消了15%的药品加成，药价下降让诊疗费用增加，医保没有增加，但在结构上作了调整，有利于解决看病贵的问题。社会办医方面的政策，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在税收人才医保方面给社会办医同等资源，向市场开放医疗资源。医改最成功的部分是医保覆盖，还有公共卫生网络的覆盖。
时代周报：最近深圳率先出台《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与此同时，深圳又是一个被指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城市，你如何看待在这种情况下，深圳成了第一个出台医改方案的城市？
蔡江南：深圳历来是改革前沿，深圳基础条件比较好，人口年龄年轻，历史包袱小，经济发展水平高，医保充足，所以深圳能够放开手做改革，改革阻力小。
时代周报：在深圳，港大医院被认为是医改的试点。然而至今仍需要政府投入巨额补贴，2014年深圳市政府对港大医院的补贴为9亿元。
蔡江南：港大医院规模很大，深圳政府平均每年都投入五六亿元的财政补贴，港大医院办医其实有计划经济的因素。但港大医院目前的问题是配套设施不够，相对其他公立医院来说比较贵，而且位置比较偏远，导致缺乏病人。将来没有了政府补贴，港大医院的前景还不明朗。
医改需要系统性改革，建一两个走高端路线的医院并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的问题，还是要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让医疗价值得到应有体现，提高医生待遇，提升医生吸引力。要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和医生短缺的问题，本质是要增大财政补贴，让“医”价格到位，大部分医院可以靠收入自我补贴。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亏损的原因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政府可以对少部分医院进行补贴，但多数医院不需要，财政支出的着力点不应该主要用于医院，而应该用在低收入人口的医保补贴。
如何缓解医改震荡
时代周报：医改方案中提出将取消新进医生的编制。在中国医改中，编制改革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蔡江南：是的，政府不愿轻易放弃对人的管理。医疗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医生资源，中国医疗资源的短缺主要是医生的短缺。编制是把医生变成了医院资源，所以医生很难流动起来，因为待遇福利都和编制挂钩。
时代周报：取消编制，医疗系统必然经受阵痛。如何评估这种改革震荡？
蔡江南：取消编制的同时，调整医疗价格，医生收入提高，这是改革的路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用一种比较能接受的方法缓解改革震荡，也是一种过渡。尽管没有编制，新人将来的退休金应该比老人高，也是相对公平的一种手段。
时代周报：取消编制后，从整个系统改革工程上看，有没有可行性较高的，留住人才的应对措施？
蔡江南：在深圳医改之前，北京已经在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增量改革模式。取消编制不是问题所在，取消之后的福利待遇一碗水端平才是重点。取消编制后，医生的待遇不一定下降，多点执业反而能令医生待遇提高。反而是在编制内待遇很难增长。而在市场竞争中，医生本来就该是个高薪职业，收入高了可以留住人才，此外，科研技术、学术力量也是医院留住人才的有力手段。
我认为财政补贴应该更多放在医保上，而不是直接补在医院或医生上，这样效率更高。
时代周报：近几年高考都出现医学院招生断档。你认为医疗体制的改革对于医学院断档这一现象会有什么利弊？
蔡江南：短期来看，可能新医改会加剧医学院断档，但长期来看有利于缓解这一现状。医改去编制化、多点执业有利于医生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增加社康中心并引导患者前往基层医疗机构首诊，有利于为扩宽医生就业途径，公立医院和私营医院站在同一起跑线之后，医生更愿意去私营医院工作，而且待遇不存在很大差别，医生有更多就业机会和空间。总体来说新医改长期可以缓解医学院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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