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号贩子既要回应现实社会诉求，更要立足长远针对背后的“病灶”求根治本
线上“秒杀”紧俏号源，线下雇人排队搞“人海战术”，两种不同模式形成一个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条。在号贩子的倒卖下，一张不过10余元的挂号单，普通售价300元，最高被抬至3000元出售。近年来，医院号贩子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势头不亚于当年“黄牛党”泛滥。
同“票贩子”一样，“号贩子”不仅扰乱就医秩序，还挑战了公民在获得医疗服务上的公平权利，蚕食掉的是市场的公平法则与法治守护权利的有效性，实乃市场与法治的共同大敌。基于此，这些年在有关医疗改革的话题中，根治号贩子一直都是重要议题。与之相伴，政府部门的打击力度也“水涨船高”，从卫生部门单打独斗到多部门打出“组合拳”，从行政处罚升级为刑事制裁。在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打击号贩子也成为代表委员议论的焦点，有的建议要将号贩子入刑，有的建议完善立法，有的则主张标本兼治。
客观而言，政府为整治号贩子所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国家卫计委目前正在部署打击号贩子专项行动，北上广等城市则已经开始保持打击号贩子的高压态势，北京更是首次动用“打黑刑警”深挖网络号贩子的幕后团伙，一举抓获29名涉案人员。采用“打黑”的力度整治号贩子，这决非“杀鸡用牛刀”，而是凸显出这一现象整治之艰难。
任何违法犯罪现象的滋生，总有其特定的土壤。号贩子滋生的土壤，则是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和稀缺，在这种背景下倘若管理制度上再出现漏洞，则自然成为衍生违法犯罪的病灶。警方加大打击力度，号贩子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收敛，但只要造就这一畸形群体的土壤还在，便难以绝迹。因此，整治号贩子既要回应现实社会诉求，更要立足长远针对背后的“病灶”求根治本。
第一层乃是治标，即对号贩子坚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打击。以前，由于没有形成严厉的常态化打击，号贩子违法成本较低，侥幸心理作祟，故而愈演愈烈。因此，执法的关键是要严格且有耐力，防止陷入运动式治理的怪圈，坚持对非法倒卖挂号等公共资源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执法的预期效应，防止号贩子卷土重来、死而复生。
第二层是治标兼顾治本，即完善制度机制，让“号贩子”无机可乘。执法重拳出击只能遏制号贩子的猖獗势头，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才有可能斩断号贩子的利益链条，铲除号贩子生存土壤。近年来号贩子被揭出的行动路径，早已暴露出号源管理和挂号制度设计方面存在诸多疏漏。例如北京早于2003年就开始实行实名挂号，但由于缺乏配套的身份核实程序机制，大多医院网络挂号平台至今尚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使得实名制在防范号贩子上近乎形同虚设。可见，建立一整套既治标也治本的管理制度，如完善的实名挂号制度、健全的网上挂号制度、多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等，是打击号贩子、建构公平就医秩序的必然要求。同时还可针对稀缺资源领域屡屡出现的票贩子、号贩子等现象，考虑从立法上完善处罚条款，以防止今后新“变种”出现而法律打击出现空白。
第三层是治本，通过深化医疗改革，形成均衡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结构，消除号贩子的生存土壤。号贩子现象的症结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就医分级分流不科学、不理性，其和票贩子一样，都是资源稀缺情况下衍生的某种怪相。因此，打击号贩子难说到底还是看病难的问题，要真正让号贩子绝迹，同时铲除就医中的一切“找关系”“走后门”等不良现象，归根结底还必须从医疗资源配置着手，改革目前的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的状况，形成医疗资源均质化供给。同时，在医疗资源总体供小于求的背景下，需要建立理性的分级医疗制度，以降低专家号的非理性需求，从而压制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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