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件爆发出来了，人们愤怒不堪，纷纷去挖这个企业的老底，去揭示这个企业和政府等角色之间的关联。但结果又会怎样呢?显见，类似的事件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着。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模式了。为什么会这样?一句话，这是人们没有制度性反思的结果。如果政商关系体制不改善，那么对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组织等)的谴责都会无济于事，同样的事情会一直重复下去。

　　从大历史来看，其它一些发达国家也走过了类似的进程。类似的事情只是资本之“恶”本性的结果。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本质就是利益与自私。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设想，本性都恶的资本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公共的善。不过，这仅仅只是一个假设。因为在实践中，国家的监管更为重要。资本趋利行为是其扩张的动力，这个动力也促成资本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于社会。从经验看，只有国家有效的监管才能使得资本行为趋善。

　　在实践上，国家对资本的监管(或者监管国家)是社会、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斗争出来的。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分配正义，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转型很难理解。近现代监管制度的确立是为了遏制资本“恶”的本质，使其从善。

　　也就是说，监管是政治的产物。笔者一直强调，任何社会，三大力量即政治、资本与社会之间必须维持基本的均衡;一旦失衡，社会方方面面就会出现问题。在这三大力量中间，社会力量是最薄弱的环节。西方的进程基本上是这样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导一个国家的政治。马克思当年批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起来。随着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舞台，西方的大众民主就开始了，也就是说，选票开始发挥政治作用。尽管资本仍然继续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治和资本之间相应分离开来。选票表明社会力量，为了选票，政治就要去监管资本而照顾到社会利益。这样，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之间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状态。在建立监管制度过程中，社会参与具有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要用监管制度来维持自己的利益，更是因为社会就是消费者，是资本运作的社会结果的承受者，社会反馈的资本关联信息对监管制度的运作至为关键。没有社会收集到的信息，监管制度很难有效运作。同时，在这三者互动过程中，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法是平衡器，任何一个角色都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回到中国的例子。为什么中国建立不起有效的监管制度而使得监管处于失败的边缘呢?从政府和企业行为逻辑来理解，这里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政治控制太有效了，法律监管必然失败。当政治手段比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时候，这类事情变得不可避免。实际上，这种情况表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何止百度、武警医院和莆田系。

　　和西方资本主导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政治主导社会。在政治主导社会，资本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但当资本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变得异常强大。资本的强大并非来自自身的力量，而是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百度案例本身也表明了资本的脆弱性。当政府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的时候，再强大的资本也必须屈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在顷刻之间就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力量。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拉美国家左(政治与社会力量的结合)派、右(政治与资本力量的结合)派民粹主义一直是一个去之不掉的政治现象。

　　具体地说，类似百度现象是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的产物。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因素来分析这个现象的产生。

　　第一，政府所具有的经济发展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最高议程。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政府要么作为经济行动者(例如国有企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要么给企业予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人们不难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随时可以出来为企业“站台”，做广告，尤其是那些被政府界定为重点发展领域的企业。人们可以把此称为企业的“政治(人物)化”。一旦一个企业家、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具有了政治重要性，政治就开始“挂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就必须靠边站，变得无能为力。即使知道企业有问题，也不敢过问。同时，企业和企业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了政治保护，谁敢动我呀?

　　第二，企业寻求政府的保护。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制和法治，企业必须寻求政治人物或者国家机器的保护。不难发现，很多民营企业的背后都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政府、军队、武警等等)。更有甚者，国家权力机关本身都拥有很多企业关联。这里不是指堂堂正正的国有企业，而是指各种类型的产权和法律名分不清的企业政府关联企业(例如这次发生的武警医院和莆田系之间的关系)，这类企业凭借着和国家的直接关联更是为所欲为。

　　第三，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个人化关系。中国提出企业“法人化”已经多年，但迄今谁也不理解“法人”的意思。中国的政商关系就是简单的个人关系，即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和企业作为“法人”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所说“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人性是恶的，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出现“勾肩搭背”的现象，而“君子之交”或许会有，但只是偶尔发生的。同样道理，中国的监管制度的对象往往是企业老板，而不是企业行为。一个企业，如果老板和政府官员的关系良好，那么企业怎么行为，都不会出现问题，直到重大事情的发生(例如这次的死人事件)。一旦老板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出现问题，那么企业百分之百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保护伞没有了。

　　第四，城堡政治现象。各级政府，很多政府官员都有自己和市场隔离开来的“特供”系统，表现在住房、医疗、食品、教育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这样，官员们根本没有管道去了解市场的实际运作情况，不知道普通消费者的处境;因为市场和自己没有关系，他们根本就没有动力去认真监管市场。

　　第五，社会监管的管道被有效切断。社会是资本的对象，最容易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因此社会也最关切市场所出现的问题。但很多政府官员往往对社会的反应作过度的政治解读，把简单的社会维权行为解读成为政治挑战，动不动就用政治甚至暴力手段来对付。十八大之前，对诸多环保运动，毒奶粉、毒食品等引发的社会维权运动，有关方面都是通过“维稳”方式来加以控制的。因为政治控制能力实在很强大，社会监管的管道被有效切断。这意味着，有效监管成为不可能。

　　中国在建设监管国家的过程中，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目前的条件下，至少在如下方面可以作为。

　　第一，政府经济角色的转型。必须从直接的经济角色转变成为监管角色，也就是说要建设监管国家。这个目标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在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等经济体在其早期经济发展阶段，政府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直接的经济角色，但在后来的阶段，政府成功转型。即使像新加坡那样拥有国有企业的国家，其国有企业也完全转型成为符合市场规则的企业。这方面，中国可以大力借鉴这些经济体的经验。如果没有有效的政商分离，那么就不会有转型。

　　第二，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现在已经提出建立“亲”和“清”的政商关系。但这个关系必须制度化，必须是建立在两个法定实体之间的关系，而非继续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个人关系;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法律必须作为中介而发生功能。

　　第三，容许社会(消费者)发挥作用。政府是监管者，但要政府自己收集市场信息不仅成本高，而且也不完整。社会是市场的主体，其所提供的信息至为关键。政府不仅应当容许社会表达信息，更应当积极把此纳入政府信息渠道。

　　第四，无论是处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必须从政治手段转向法律手段，政治手段极其主观，因人而异，而法律则具有普遍性。要建立监管制度，就需要诉诸于具有普遍性的法律。

　　第五、要取消各种“特供系统”。在存在特供系统的情况下，不仅监管制度难以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监管者也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监管。官员也是自私的，只有当监管制度和监管者本身的切身利益关联起来的时候，他们才有动力去监管。

　　无论哪类国家，监管是永恒的事情。中国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监管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就很难治理;反过来，就会影响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甚至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