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真的有那么容易吗？当然没有，郎咸平认为三中全会后改革首先要遇到下面五大阻力，要化解这五大阻力，必须有强而有力的垂直统一的权力体系，这也说明了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集中权力的必要性。

第一大阻力：中层官僚集团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公布后，我看高层是意见一致，底层百姓是全面支持。为什么呀？因为削弱了中层管理集团的行政权力，这样就自然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经济社会的成本就自然下降，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就有了。老百姓和企业包括国企，办事容易了，当然是欢欣鼓舞了。但是失去大部分行政权力的中层官僚集团，肯定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也没什么可以掩饰的，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公权力的特点就是不想被束缚嘛。

这些中层官僚集团就是手握各种审批权的人，他们会怎么阻挠呢？我觉得无非就是变相不下放权力或者曲解三中全会的政策。那怎么办呢？政策公开呀，媒体可以不厌其烦地宣传政策，也可以不厌其烦地曝光政策执行不力的政府部门。我看媒体监督非常管用，党管媒体，这种监督手段就在自己手里。再者，不是还有纪检监察系统吗？不断巡视，巡视权力下放比巡视腐败还要管用，没有权力哪来的腐败，这才是釜底抽薪。

第二大阻力：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据我观察，那些收费办证、培训、评奖、开会之类的事，都是这些所谓政府授权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办的。这些单位做什么？收费和创收呗。政府的权力取消了，它们收费赚钱的权力自然也就没了，所以我把它们当作第二大阻力。不要小看这些多如牛毛的单位，给企业造成的麻烦太大了，因为这种单位多嘛。我在各地演讲，企业家最苦恼的事就是这些单位，而且都是以政府的名义。就说培训吧，那些政府的下属培训机构，都有红头文件支持，什么不参加培训就不给年检之类的，够企业烦的吧。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小而多，不厌其烦地干扰企业。

所以文件中说，能交给社会组织去办的尽量交给社会组织去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句话，关键是怎么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如果政府再来个授权，那企业就更倒霉了。所以我强烈建议能够取消就坚决取消。坚决不能给政府部门有变相对策的机会。而且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全面进行清理。

第三大阻力：官商勾结的垄断行业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的阻力会非常强大，就像我在本书中分析的出租车案例。他们肯定会利用各种方式阻碍政府放松管制，甚至动用专家和媒体的力量来反制。那么怎么办呢？只能靠中央政府发文件，对放松管制的领域进行公开，然后靠媒体监督和纪检监察的巡视监督。

第四大阻力：地方保护主义

什么是地方保护主义？一个是保护地方市场的利益，另一个就是保护地方官员的利益。这个阻力是最难办的了，毕竟都是地方政府呀，还有地方人大，人家有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立法权呀。以“地方特点”偷换改革政策概念，可能是他们阻碍改革的最大武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提醒一句，底层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就是我们这轮改革的最大群众基础。更何况，你中央政府还掌控着中央一级的主流媒体和纪检监察部门。

第五大阻力：僵化过时的法律法规

这次建立上海自贸区前后，就有人提出上海自贸区法律豁免权的问题。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些法律成了改革的障碍了，可怕吧？所以我这次把过时僵化的法律法规也列为改革的阻力。为什么会有过时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立法的僵化。

你看看我们的每个法律文字那么多，而且基本都是没用的多，什么原则、意义，让人看不懂，一搞就是上百条，没有几条是有用的。我的一位学法律的朋友告诉我，立法最不僵化的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级人大用大量的决议决定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每个决议就解决一个问题，没有几个字就完成立法了；而且，决议过时，也很容易废掉决议。这不跟美国差不多吗？所以我建议，在这轮改革的关键时期，也学习我们人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做法，对成为本轮改革障碍的法律做个系统的清理，尤其对那些政府发布的法规。

（本文节选自《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