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在清华大学开了一门法学课。
他走上讲台时，先讲了十个“王大锤”的故事。
学生们先是发笑，继而陷入沉默和思考。
因为这些故事都来源于现实。
他给出十个关键词作为探究线索。
随着课程推进，一幅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的现实图景逐渐清晰。
何帆。
何帆和学生们。
文 | 秦珍子
来源 | 中国青年报
从上个秋天开始，上海律师刘轶圣每隔一阵子，就会在周六前飞往北京。工作再忙，天气再差，也没间断过。
令他赴约的不是一桩了不起的官司，而是一堂课。
每到上课时间，清华大学法学院三楼那间普通的教室里，就会汇聚不少人。
有学生，法学院的、外系的；有老师，本校的、外校的；有律师，有法官……学历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后，包括读过哈佛法学院的刘轶圣。
引力来自那位圆脸的主讲人和他所讲授的内容“中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
主讲人名叫何帆，他身上背着一连串的头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法官、几大本洋书的翻译、博士。
“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哪个法学院专门开设过这个课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说，正是这位教书十载的法学专家，促成这堂课走进清华。
在他看来，学生们需要“另一种知识”，而何帆就是传授者的合适人选。
“另一种知识”是什么？
这几年，法学教授何海波最担心的事，就是学生们理解不了现实。
在他看来，法学院更多地在让学生进行法律理论、规范的学习。这虽然是必要的基本功，但要是光有这个基本功，会导致他们“不接地气，缺少对实践的了解和操作技能。
这位教授还带过“国际班”——一个从本科生中选出20人组成的“精英班”，培养他们“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这些学生都非常聪明、勤奋，外语很好，“但缺乏引导”。何海波发现他们作为法学院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法院党组，不知道人民司法是怎么回事，不去想司法制度未来将会怎么样。
“一个人进入单位，才知道‘党组’多么重要。但在法学的教科书里，没有这两个字。他们读了四年法学教科书，就像一直在读童话书的孩子，就这样被送进社会。”
何帆也曾读过“童话书”。读研时，他去听庭审，看到法官犯困，内心非常愤怒：“怎么能在神圣的国徽下打瞌睡呢？！”
可当他真的到了法庭上，才发现很多时候，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也不出庭，没有交叉询问，没有控辩，从头到尾都是检察官在念起诉意见书，整个法庭无趣乏味，“困得恨不得拿2B铅笔扎自己大腿”。
“理论上的东西，老师都会教，审判独立啊，法官权威啊，司法应该中立啊，这都是规律，没错！”何帆说，“但要看在中国的语境、制度环境下，法院是什么样的，存在什么问题。”
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碰巧遇到何海波。“我一直想开一门课，讲讲现实中的中国司法。”何帆说，何海波马上应承下来，“几乎是一拍即合”。
在训练学生实践层面的技能方面，何海波已经做过一些尝试。
寒暑假期间，学校会安排实习，也鼓励学生做一些论文、调研项目。但他认为，这些远远不够，“法学院的学生更需要理解复杂现实的能力”。
他在行政诉讼法的课堂上，让每个学生写一个跟政府打交道的故事、阅读分析报刊文章、调查自己家乡县级单位政府机构的设置，最花力气的一次，他布置了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
“他们兴奋、焦虑、沮丧又紧张。”何海波回忆，第一次跟政府打交道，这些年轻人不得不独自面对各种难题，有的连政府办公室都联系不上。
这就是只读“童话书”的结果——完全笨手笨脚，不会写诉状，也不懂重要政策实际的边界在哪里。
但在毕业聚会时，这次经历成了好多人口中“四年大学生活能回想起来的经典片段”。
在与何帆商议之后，何海波立马去跟学校申请，很快就得到法学院的支持。何帆则开始准备课程内容。
那段时间，关于这门课讲什么怎么讲，他一边思考，一边打听。他发现有的学校讲相似的内容，但以批判为主，解释很少。即使有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介绍，也仅仅是限于新闻报道和法律条文，层次较浅，没有从司法现状和问题出发。
“不少高校的法学院老师可能也并不了解中国司法现实中那些复杂的关系。”何帆推测道。对于这个话题，他计划在课程结束后写一本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备课过程中就能完成。
第一次在网络选课系统里看见《中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的课程名时，清华法学院大三男生黄敏达默默做了两件事。一，搜索任课教师何帆的履历；二，搜索他的论文著述。
“当过警察、审过案子、在搞改革……”黄敏达心里打了一个对勾。这表示，此人实践经验丰富。“读过博士，翻译《批评官员的尺度》、《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黄敏达心里又打了一个对勾。再一看照片，“五官和谐，顿时心生喜爱”。
与此同时，大一女生易霏霏正在被室友鼓动着选这门课。两个小姑娘早就知道何帆，读过他的书，订阅他的微信公号，一样热爱“何老师”的文章。
“选这门课要么就是对司法改革感兴趣，要么就是慕他的名呗，花痴。”后来担任何帆助教的大四女生姜周斓调侃学妹。
黄敏达原本没想到，这门名字艰涩枯燥，且排在周六的课其实是个“抢手货”。选课期间，他有空就点开页面，“像刷火车票一样刷课”，可就是刷不上。
眼看第一堂课来了，他跟同学老师打听时间地点，心一横，不要学分也要听。
“外接洋气，内接地气。”甫一亮相，何帆就得到何海波这样的评价。把老熟人搬来上课，何海波觉得合适。
因为在这位教授看来，很多学者尽管理论背景深厚，但未必能参与实践，而何帆在司法改革的第一线。且据他了解，何帆对中国、外国司法的历史，都有过研究和梳理。最重要的是，要能镇住清华这些眼光挑剔的尖子，何帆比许多司法界实务部门的人士，多了顶博士帽。
在第一节课上，何帆打开大红色衬底、金黄色栏线的ppt，开门见山地解释自己要讲什么：“这门课教的是跳出法条看待司法；如何理解司法政治；如何看待政法体制；如何把握党法关系；如何分析中国问题。”
随后，这位老师也提了一个大多数法学课堂都会提的问题，法院是做什么的。
与陈述概念的方式不同，何帆告诉学生：要弄清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政权体系下，法院是什么地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下、党政关系下，法院又是什么地位。
“撇开意识形态思维。”他上来就提出要求。
在后来回忆这门课时，几乎所有学生印象最深刻的，都是何帆在这个颇有点“伟光正”的开头后面，讲了10个自己编排，但脱胎于真实案例的故事。
这些故事借用网络搞笑剧《万万没想到》的模式，讲述了主人公“王大锤”在中国司法现实环境中的各种遭遇。
他时而是法官，时而是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会被上级法院刁难，会被庭长干预案件，也会被领导派去卖报纸。
“主人公的名字好笑，但这些故事其实很残忍。”黄敏达回忆道，“它们直击当下的问题，比如法官选拔、晋升制度的不合理。”
故事讲完，何帆抛出10个关键词：法统、政法、小组、党委政法委、党组、干部、刀把子、群众路线、中央事权和大局/中心工作。
“这些东西都是法条里面没有的，但你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对中国现实的司法有清楚的认识。”他说。
沉浸故事曲折里的黄敏达也“万万没想到”，何帆第一堂课留的作业，一个是考据“干部”由来，一个是梳理“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还有一个是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大局”或“中心工作”含义的阐述，以及法院“服务大局”或“服务中心工作”的政策表现。
“三选一，每个都很难！”黄敏达说，然后他思考了一下，选了自己认为难度最大的第三个。
从敲定到开课，差不多过了半年时间，两个“何老师”也讨论过好几回。
何海波还记得，有一次，俩人逛清华南门外的万圣书园。回校路上，他推着自行车，何帆拎着一捆书，边走边聊。
“我有三个疑问。”大胡子何海波皱着眉头，将问题连续抛出：你是不是只讲法条？讲不讲外国法？会不会论证存在就是合理的？
他希望何帆在这门课上，比较开放地讨论一些问题，而不是为现在的司法政策做诠释、做注脚。
直到何帆对三个疑问一一给出“不”，何海波才舒展眉头。何帆心里很清楚，这些问题隐藏着何海波的担忧：如果就法条谈法条，就没必要请最高法院法官来讲；如果动辄谈外国司法如何，这门课还不如更名；如果一味强调制度的“相对合理性”，价值观上会出现偏差，容易误导青年学子。
事实上，他自己也有一肚子忧虑。根据他的了解，很多老师教学的时候，一上来就把法律法条批判一通：“这个立法的是个蠢货，这个立法的是我同学，这个立法的当年没我成绩好……你看现在都立得了法了。”
“学法律是为了捍卫法律，你在法学院的时候就瞧不起它了，怎么捍卫它？”何帆反问道。
而他同样不认可那些过于保守的课堂。“该批评还是要批评，有些问题本来就不合理，当然要改掉。”
在他看来，“了解和理解”必须是前提。“你不懂它怎么来的，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你改什么，怎么改？你怎么知道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在跟学生谈法官制度改革时，他会强调每个法官都有三重身份，党的干部，公务员，法官。所以要改革法官制度，就会同时涉及干部管理制度。
在何帆讲述的一则故事里，法官王大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受到庭长的干预，非常烦恼。
“现在大家都讲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也就意味着，这个法官对案子可以自己做判断，不用再向他的院长汇报了。”何帆语气一转，“但如果有的法院院长以党组书记的身份去过问这个案子，让你向我汇报，那你怎么办？”
在课堂上，他会耐心地跟学生们分析：“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让权力配置更加科学，就算他是院长，是党组书记，想干预案件，也有办法制约他。”
在学生们看来，这位法官穿着随意，笑容可掬，言语幽默，但他谈论的，都是根本性的实际问题。
最初，何帆对授课方式的构想还是“填鸭”——把知识点总结梳理好，以自己讲为主，ppt展示和课堂讨论为辅。
仅仅三堂课之后，他就发现，“这帮小孩能力太强了，干啥像啥”，干脆放手让他们主讲。
有一堂课，大家花了两个小时学习“小组”这个概念，学生们轮番上台讲了三遍，最后才由何帆将大家没有发现和掌握的知识点串讲一遍，“连我自己都印象深刻”。
易霏霏对这样的教学方式很满意。她认为自己收获了知识上和情感上的双重理解。
“沿着这个‘小组’的脉络，你就知道中国很多东西是怎样做出来的。”易霏霏说。
即使在这个刚刚进入法学院一年的小姑娘脑海里，一个关于中国司改的全景也在渐渐出现。
助教姜周斓对何帆怀有一种感激。“我以前认为，理解了社会现实以后，就会因为存在的合理性而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她因此曾对这门课抱有怀疑，但她后来发现，这门课之所以陈述现状复杂，是为了厘清各种历史背景和现实力量的博弈，“才知道怎么改，而不仅仅是要不要改”。
“他当然不是在论证‘存在即合理’啦。”黄敏达说，他坦言自己从前有点儿“小愤青”，批评欲很强，但在这门课之后，他最终明白，花一半以上时间梳理历史、了解制度，然后再评判现状，方能谈论改变的可能。
在何帆调整了教学方式之后，黄敏达觉得，“作业压力还是很大的”。
连何帆自己都认为，这课听起来“有趣”，但要上好吃透则很难。每节课他都会布置一个专题，让学生交ppt，再选两到三个人来讲。要求第一个讲完，第二个要跳过重复的地方，而且一定要标清参考文献是什么，“因为能看出功夫”。
每次上完课，易霏霏和室友讨论最多的就是作业怎么办。两人常常互相对视，然后一起说出：“不知道！”
有一次，何帆留了“党管干部的词源”，两个大一年级的小姑娘完全懵了，不知道怎么找资料。
“这门课压力重，而且不是学院规定的必修课，所以相当于这两学分是你给自己白白增加了很多课外压力。”易霏霏起初想，但她舍不得放弃，“因为真的很有趣，想把它上下来，压力大一点大不了少睡一点觉！”
开课后，这间教室不断涌进一些外系学生和不少“旁听生”——有清华政治学系的老师，有最高法院的博士后，有已经从业的律师、法官，还有承诺不报道课堂内容，只想学习的媒体记者。
对律师刘轶圣来说，旁听这门课，需要的不仅仅是“少睡一点觉”而已。
这位清华法学院2008级本科毕业生、哈佛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上海担任律师差不多一年了。他薪水很高，但困惑不少。
回忆在校读书时，他学了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但对现实运行的司法，几乎无从了解。
“为什么在课堂上学到的，走出校门后作用比较有限？”他举例说，学了民事诉讼法，但真正起草起诉状、答辩状，到法院立案时，一下子上手还真是困难。而且试图和法官沟通时，经常不被搭理。
从老师何海波那里，他得知何帆要开一门谈中国司法现实的课，连一秒钟考虑都没有，就决定要听。
根据他在哈佛的见闻，美国大学法学院常有大法官来讲座、交流。参与学生“模拟法庭”实践也很寻常。美国最高法院第112位大法官艾琳娜·卡根坚持每年到哈佛开宪法课，跟同学一起研讨重要的宪法案件。但在中国，刘轶圣觉得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
每次上课，他都提前给自己定好机票。何帆很忙，课程时间总在调整，他就一次次改签，“他在司法改革第一线，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何帆和何海波为此非常感动。更重要的是，何帆在刘轶圣的作业中发现，这位律师非常善于文献检索，还特地请他为全班同学做了一次报告。
何帆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王大锤是广东基层法院一名民事法官，一年结案400件，堪称“大拿”，却看到有学者拿美国法官年均1400件的结案数说事儿，称中国法官“案多人少”的现状是“伪命题”。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边疆地区法官人数明明不少，案子却寥寥无几。
在何帆的引导下，刘轶圣打开了另一种思路:和沿海地区不同，在边疆地区，法官还有维稳、宣示主权的任务。
“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探寻的过程非常有意义。”刘轶圣说，他坚持完成一部分作业，比如梳理人民法院在整个国家体制中的作用。
“这就需要把政法制度的演变，放在宏观的制度构建和发展演变的格局上去思考，找到这个脉络，需要查找一些主管部门领导的年谱等。”
刚开始，他的女朋友并不赞成他对这门课投入过多物力和精力，但随着课程的推进，刘轶圣每每回到上海，都与她分享收获，那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姑娘最终认为，“确实值得”。
在坚持上完每一节课后，刘轶圣感慨，改革涉及的面太大了，说比做容易太多，做起来又比想象的难太多。
“我对现行的司法改革有了一种理解。”他说，“我们都不认为‘存在即合理’，但理解是解决的一种基础。”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听何帆聊起过他的课。
“请熟悉司法实践和改革动向的法律人到高校授课，对于学生了解实践中的制度运行，以及明确个人未来的工作方向等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车浩觉得“挺好”。
尽管根据何海波的粗略统计，每年清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只有差不多十分之一会从事传统的法律工作。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律师、法官、检察官，但清华法学院的本科生毕业后选择很多元化，比如去政府的法制部门，搞研究，进企业或是公益组织。”何海波表示，即使是当律师，大量的非诉讼律师一辈子也不进法庭，“所以法学院的教育和我们培养的目标不匹配”。但他认为，关键还不在这里。
他的想法再一次与何帆不谋而合。
课前，何帆特意去问何海波，清华学生毕业以后，进公检法的有多少。在得到“不多”的答案后，他在第一堂课上就告诉学生，关于中国的司法制度，也许你们大多数不会进入司法机关，有些也不会做研究，但你当律师可能会面对法庭的辩论；当企业的法务，老板会问你，这个事儿法院会怎么解决；在跨国企业的政府公关部门工作，领导会说，这条司法解释是谁起草的？咱们怎么跟政府打交道呢？
“因为对一个国家的政策进行解读的能力，对政治现实的了解程度，对于每个人以后走上社会，都很重要。”黄敏达说。
在他看来，自己即使不当法官，不代表法官的待遇就和他没关系。因为他最终认识到，在任何领域，法院都是纠纷的最后裁决者，做什么都要和中国的司法制度打交道，而司法改革的方向则和每个人的未来相关。
刚刚过去的两会，何帆最关心的，是代表们对深化改革的举措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他忙着听会和发布《中国法院的司法公开》（白皮书）的事，微信“朋友圈”也没闲着，不时发出关于两会、读书、加班、美剧的帖子和事关中国司法的最新热点新闻。
搞了八年改革，他的故事太丰富，以至于第三个本命年刚过，学生们已经在期待他的回忆录了。
结课那天，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写出来有三千多字。在这篇报告中，他对在课堂伊始提出的不少问题做了回应和概括。
他自己也很遗憾，因为太忙，课程时间一再调整，一些问题也没来得及对学生做出更精进的点评、引导。他脑袋里过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表，决定在接下来的这个学期不开课，饶有趣味的是，何帆在最后一课的报告结尾附上了这门课的考试题。
此前，车浩曾将何帆编进自己的刑法试题中，这一次，何帆声称“借期末考试报一箭之仇”。他仿照车浩的做法，将试题写成了一篇“车皓法官职业理想与现实环境大碰撞”的小故事，并要求学生以书信体向“车皓法官”提出建议，不要论文，不许拍老师马屁，可以抒情，但要“负责任”。
下课后，很多学生都冲向他要求合影，在充分利用了那座“摆拍道具”后“一哄而散”。黄敏达一点儿也不记得，这位圆脸的男士是怎么离开这座大楼，“可能和他来时一样安静”。
“当你出入各种楼堂馆所，过上各种各样的生活时，不要忘记你曾经为民主、法治这样的词汇激动过。”刘轶圣说。
何海波则在微博上写下了一段感言：“2014年，我做得最英明的一件事，就是请何帆来清华讲课。希望这不是他的最后一次。我相信，清华学生更需要培养理解＂复杂中国＂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司考通过率更高、GRE分数更好。”
一门课，最终还得有个分数。在试卷上，那个提问题“幼稚好笑”，分析问题“过度操心”的黄敏达，有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个大三小伙子基于课程内容，认认真真地给“车皓师兄”剖析了司法改革的全局环境，并作出了颇为周密的职业规划建议。他的这篇答卷也被何帆作为“优秀作业”，用微信公号发出。
同样被展示的还有姜周斓的信。在理性的分析之余，这个姑娘情绪饱满地写道：
“我愿与你一起吐槽，和你一起批判。但更愿能互相箴规彼此挟持，不被一时的利害与一己之悲欢遮了眼睛蒙了心，更愿岁月能让我们从批判走向建设，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在大时代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实习生王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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