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行为需要规范。让人担心之处在于：一旦对于“炒作”不能作合理界定，“不得利用媒体、互联网炒作案件”，可能导致律师正常说话空间被压缩。
文 | 麦子
来源 | 检察日报
日前，深圳市司法局和深圳市律协出台《关于规范律师在法院诉讼行为及律师与法官关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对律师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作了规范，如不得利用媒体、互联网炒作案件;不得在互联网或其他场合侮辱、谩骂或诋毁法院、法官等。
无论发生什么，“侮辱、谩骂或诋毁”都只能激化矛盾，而非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联系到个别律师的行为，“不得在互联网或其他场合侮辱、谩骂或诋毁法院、法官”的规定，有一定现实针对性。与之相比，“不得利用媒体、互联网炒作案件”，操作难度可能要大得多。
最大难点在于如何认定“炒作”。“炒作”属于主观判断，不同人站在不同立场，对于具体案件是否“炒作”，会作出不同判断。比如，对于疑似冤案，律师会认为，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参与报道的媒体越多，案情写得越刺激对人的冲击力超强，也就越有助于推动纠正，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某一个案，先入为主地认定冤案，刻意渲染无罪证据而淡化有罪证据，甚至“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就是在炒作。我无意评判双方观点孰是孰非，但考察一些冤案的纠正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律师通过媒体、互联网发声，对沉冤昭雪起了不小作用。考虑到目前冤案纠正现实，只要律师尊重事实依法说话，而非刻意歪曲误导舆论，对其言论可有一定限度的宽容。
还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炒作并非全是律师的“功劳”。特别是媒体报道中，除了少数不负责任的媒体对律师说法“照单全收”，多数时候，是否报道、怎么报道的决定权，在媒体而不在律师。所以，即使报道有炒作之嫌，责任也主要不在律师而在媒体。
这样讲，并非站在律师一边“拉偏架”。对于规范律师行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笔者从不怀疑。比如，在歌唱家之子李某某案件中，一些律师无休止炒作倒了公众的胃口，受到律协处罚乃咎由自取。之所以强调合理界定“炒作”、区分责任的重要性，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和公权机关相比，律师在话语权方面仍处于劣势。
如果我们不否认办案仍存在不规范的现实，不否认司法机关需要监督的必要，那么，让律师说话的重要性，就无需多言。和律师相比，司法机关在调动媒体资源方面，处于优势地位。鉴于这一现实短时间难以改变，让律师有相对宽松的说话环境，对于实现制衡不无必要。笔者的担心正在于，一旦对于“炒作”不能作合理界定，而界定“炒作”的权力又被不当行使，“不得利用媒体、互联网炒作案件”，可能导致律师正常说话空间被压缩，甚至演化成什么也不能说。
这些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未必一定会出现，但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危险，并为此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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