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律人，应该拥抱这样一种状态，在这里，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利用判决与社会开展良性的对话。在这里，所有的法律人都可以进行自由、公平、公开的争论。
文 | 取法中庸
来源 | 取法中庸的法律博客
近日，被媒体冠以惠阳“许霆案”的于德水盗窃案尘埃落定，被告人于德水利用ATM机有入账记录却退回存款的故障，以恶意存款后取款的方式窃得银行人民币9万元，广东惠州市惠阳区法院认为该行为构成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判决一出，舆论出其的平静，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没有引起哪怕一丁点的波澜，完全少了当年许霆案的众声喧哗。如果有什么是意外，该案判决自信、流畅、娓娓道来的说理，成了案件的一抹亮色。业内无数拥趸如获至宝、奔走相告，几大法律公众号也是纷纷默契转载。
法院系统内不常有经典判决，法院大佬们向来对此事耿耿于怀。要写出一份业内叫好、外行拥戴、各种诉求都相安无事的好判决着实不易。够级别装裱上墙，读来心旷神怡的更是近乎绝迹。要知道，好法官常有，而好判决不常有。因为，好判决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各种调味料缺一不可。案子太普通了，不行；案子有点意思，但法官太普通了，又不行；法官不错，大伙儿争议太大不买账，还是不行。
当然，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还可以为没有好判决找上成百上千个理由。如我们国家法官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憋出个把精彩判决有可能，要想遍地开花是强人所难；案多人少的矛盾在当下十分尖锐，法官码完文书都已是5加2、白加黑，再要求搞什么世纪大作简直是没有人性。
在我看来，中国出不了数量丰厚的好判决，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显而易见的那几个，与我们这块不算肥沃的法制土壤也有当然关系。当下矛盾激烈、诉求繁杂，众口难调，法官拿着法槌坐在审判席，还有威严，老百姓还能给你几分薄面。但如果法官内心对案件处理的论证过程落到纸面，可就算走下了神坛，说的啥、想的啥都成了白纸黑字，说的不到位，那就信访见。其实，要求法官多说点，这事并不难，法官水平绝对够，惠阳判决就是一例。主要的难点在于法官担心说多了，还给说错了，那可就都是泪了。所以，法官为求自我保护，对很多问题都是点到为止，严格遵守“这事儿不能聊太细”的行文原则。
另外，还要告诉大伙儿一事儿。判决不太爱说理，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通病。法、德这俩法律界的大拿，判决书说理也就了了。有人评价法国的判决书，“游离于正文之外的闲文漫笔从来不能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发现，在下级法院的判决书中也很难找到”，因为人家觉得没必要说理，案件怎么处理，法律规定的很清楚了，按照法律办就是，多说无益 。英美人家之所以跟居委会老大妈一样，苦口婆心的说理，因为他们玩的是判例法，判决对后案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不把理说清楚，你让后来的法官如何遵循先例？
客观来讲，这次惠阳判决的说理能这么自信出彩，多年前的许霆案功不可没。许霆案发生后，当时的实务界、理论界可谓群贤毕至，刑法学界的大佬们几乎个个都开喉亮嗓，那盛大恢弘的场面，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也正是经过那次大讨论，对侵占、诈骗、盗窃罪的异同，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探讨和梳理。所以，惠阳的这份判决可以理解成是一份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判决，是一份享受了许霆案论战成果的判决。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和英美有别，但并不妨碍我们那些有自由思想的法官，愿意将自己生机勃勃的独立思考注入到司法过程中去。既然，法官已经不再是自动售货机式的被动执法者，那我们就应该鼓励他们，利用案件去实现公共参与的目的，让判决成为公共话题的对象和舞台。
作为法律人，应该拥抱这样一种状态，在这里，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利用判决与社会开展良性的对话。在这里，所有的法律人都可以进行自由、公平、公开的争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惠阳的这份判决，还有部分挑剔的业内人士给予冷眼。但丝毫不会影响它成为一份有分量的判决，也没有人怀疑这份判决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有这样一群法官，他们依靠良知进行着独立思考，把判决书当成自己的作品一样去书写。如此厚重的一沓判决，不管观点有没有创新，那是理论界应该思考的问题，他们作出过努力，我们就已经不能要求更多。对于这样正面的尝试，请不要再吝惜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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