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又可，南方周末记者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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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顽强地走在为法治鼓与呼的道路上，其口述体自传《沉浮与枯荣》记录了他八十年的跌宕起伏
19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留学的时候，同学戈尔巴乔夫比江平高一级，是当时的校团委书记。江平和戈尔巴乔夫有工作上的来往，但没有更多印象。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北京的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校友在当时苏联大使馆的指导下，曾各自寻找当年的影集，看能不能找到哪位同学和戈尔巴乔夫的合影，并打算筹划与校友戈尔巴乔夫见面。会见的事后来没有了下文，江平也没有找到这种合影。俄罗斯人名字长，他记不得很多苏联同学的名字了。
毕业后，他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2005年莫斯科大学建校250周年自费故地重游，一次是随七届人大代表团官方访问。综合自己接受教育的经历，他回顾说，和苏联的教育比起来，早年在北京的教会中学和大学所受到的英美教育对他的影响更大些。“我目睹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体制失败了，我现在主张‘宪政社会主义’。”江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因为左腿是假肢，江平坐下时是让自己掉进沙发的，像自由落体，还在宽大的沙发里弹了几弹，带着几分人性的洒脱。
在2010年底出炉的各类年度好书评选中，《沉浮与枯荣》获得了“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等多项荣誉。它被认为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一本“关于大时代、大智慧的书”，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节本
“‘沉浮’与‘枯荣’很能够表明我这本自传的性质，讲了我人生的顺境和逆境。”2010年12月28日，江平80岁生日前后，他收到了最丰厚的礼物，“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出版，很快，其读者超越法律界，并接连被媒体评为2010年度最受欢迎图书及年度致敬好书，江平对此略感意外。
一开始决定自己写回忆录，他的想法是先写立法上做的工作和经历，而他早年求学、留苏、反右等经历则留待最后再写。但当他把立法的事情写了大约七八万字时，再回头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却觉得再也写不下去了，觉得“没劲”，没有多少人爱看。“活着的人来写回忆录，出这个风头干吗？”
他的第一个博士生赵旭东劝他：“还是很多人想了解的，写吧。”几年间，赵旭东一直敦促自己的博士导师写自传，但低调而谦虚的江平坚持不想张扬自己。直到2008年底的一次中风，加快了这件事。那次中风后，江平的记忆力恢复到95%。“如果恢复不好，今天读者就看不到这本书了。”赵旭东说。
在征得江平同意后，赵旭东找到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陈夏红做口述记录和整理工作。陈夏红曾采访过江平，作为后学的他，对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前后经历最感兴趣，相关访谈以《我只向真理低头》为题分三期全文发表在2010年12月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上。“80后”陈夏红和近80岁的江平合作进展很快，口述从2009年6月开始，当年11月结束。陈夏红每周或两周一次到江平家里，进行两三个钟头的录音，回去进行整理，整理后再由江平修改。
“出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这本自传出版时，由我和编辑一起进行了删节，大家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节本’。”陈夏红说。
此次出版的《沉浮与枯荣》共40万字，删除了4万字左右的篇幅，在书稿中是一个专门章节，讲述的是江平从1988年3月当校长到1990年2月被免职的经历。江平还是争取保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他免职的细节。司法部一位副部长来学校宣布免职决定时，措辞是“根据江平同志本人的意愿免去他的校长职务”。
江平说，这也基本是实情，他也不想当校长了，不当校长还回自由身，不再违心地说话和做事了。“我说如果书中没有我免职这一段，就太不完善了，最后把这部分还保留下来，但因为删节了几万字，使人读起来好像是缺点什么东西。”江平说。
江平最喜欢自己诗词集中的一首《临江仙·悲歌》：“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目过耳天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书名“沉浮与枯荣”也正是出自此处。“谁主沉浮与枯荣？到底历史上谁来决定一个人的顺境和他的逆境？沉是表示逆境，浮表示的是顺境。那么枯荣也是这样的，一株花草的荣是它的顺境，枯是它的逆境。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得有顺境和逆境。”江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详细阐释书名的含义。
这本口述体自传分五个章节讲述了江平跨越八十年的顺逆经历——“似水流年”是他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包括在北京教会中学、燕京大学新闻系以及留苏学法律的求学足迹；“廿载逆境”回忆了他如何被划成右派、如何失去一只脚，也追忆了他的婚变及离开政法学院到外县教英语的往事；“我的教与学”讲述他1978年重回政法学院、担任校长一职的前后经历；“大立法时代”则以他作为七届人大常委和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催生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确立私权地位的故事；“为法治呐喊”则讲述他的法治观以及他对宪政民治的期待。
面对逆境，江平一直有一种豁达的态度，他说自己的这种豁达正是厄运锻炼出来的。1956年一年，三件不幸的事接连发生在江平身上——被划为右派；结婚一周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劳动改造时，左脚被火车压断，从此只能换上假肢行走。
他这样划分自己八十年来的逆与顺——1956年到1978年是22年逆境，1978年到2000年是22年顺境，但顺中有逆。
1956年，留苏归国的江平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成为那个时代一心报国的“海归”。 （陈夏红供图/图）
学生们高喊江平的名字不肯停息
1990年，不当校长后，江平把分给他的校长住房也退了，那房子也太小，他自己掏钱在北京郊区买了三套连在一起的公寓房。每个房间都有大沙发和各种家具，摆得很满，像是江平自己驳杂的经历：既在英美的教会学校读过书，又在苏联学过法律；既教过俄语，也教过英语；一生推重作为私法滥觞的罗马法，又肯定遭人诟病的经济法——这一概念多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有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律规范，却并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身为中共党员，却也为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去世撰写纪念文章……
中国政法大学1990年那一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已经退位的校长江平没有被通知出席，学生们看到主席台上没有老校长，于是，高喊着江平的名字久久不肯停息。
而在政法大学4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平的座位很靠后，主持人宣布参加庆祝会议的名单，念到江平的名字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他自己认为他不适合当校长，只适合当教员，但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届届学生心目中，他是他们“永远的江校长”。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从1991年开始带博士生，到现在他门下已有200个博士了。
在他的学生赵旭东眼中，江平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获得教授资格、博导资格都比和他资历相当的人晚些，但他对这一切都是一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状态，江平对形式上的荣誉保持着宽广的心胸，这也影响了他的不少学生。
“先有民法还是先有宪法？”江平问。用拉丁文学《罗马法》，是苏联留学给他留下的遗产，他一直致力于把作为民法之源的罗马法运用于现实，民法典迟迟不能出台，他认为这是在强势的公权力面前私权利太弱小的表现，社会现实的不公正容不得他从容，因此他出版的两本书的名字，都带着“呐喊”二字：《私权的呐喊》和《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作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和绝大多数不懂法律的“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合作，他得为那个时期众多法律的合法性“把关”。
江平被称为“法学界的良心”，他从不迷信权威，将“只向真理低头”视作人生信条。他曾在物权法等涉及私权的法律制定中担任重要角色。2010年，八十高龄的江平出版了口述体自传《沉浮与枯荣》，被认为填补了中国当代法学家传记的空白。（CFP/图）
预见宪政、民主、自由、开放
退职校长后，江平对一系列公共事件持续发言，转变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他在中国受到两个人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吴敬琏，吴敬琏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威胁是权力干预太多。
江平说过一个事：马英九考大学时，跟父亲马鹤凌就考什么专业产生分歧，马英九想考法律，但他父亲希望他学政治，并且说，学法律的人法律性格太重，守之有余，变通不足。
江平觉得这几个字对自己很有启发：“学法律的人如果以现有的条文作为遵守的准则，那肯定是一个保守的人，这是职业特点决定的。学法律的人很少懂得权变，权变是政治学的概念。如果能够在法学家群体中更多灌输一些改革开放的、法治的理念，就有更革新的一面。”
江平说自己的局限性和矛盾也正在于此，他认为严格说来自己不能算专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自认为法学经典读得不够多；可是，在这个转型时代，太拘泥于法律条文的现状，就有法律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在赵旭东看来，江平教授是跨界的知识分子，他身上的社会意识比年轻一代法学专家强烈得多。
江平在关注社会民生问题的同时，避免自己过分地站在弱势群体立场，那容易滑向民粹主义；在为私权呐喊的同时，也不把私权绝对化。他对重庆最牛钉子户的观点是，私权有时需要让位于公共利益。他对杨佳案发表观点说，公民有遵守法律判决的义务，哪怕是对不公平的判决。不管是什么原因，杀人就是触犯了刑律。他说他不讨好权力，也不讨好大众和媒体。哪怕遭到网民“围攻”或被听众威胁要向他“扔鸡蛋”。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在大学讲台之外传播法律文化，投身于他称之为“大立法”的时代，他参与了包括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信托法、物权法等在内的立法工作；尽管立法的行政主导性特征，但还是采纳了他和其他法学家的意见。
在赵旭东看来，多数人是沉默的，当社会与他们内心的意愿不契合的时候，多数人会选择沉默，而江平则会表达出来，他不允许自己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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