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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有一个仅仅注册了一天的微信公众号，凭借一张图片，便引爆了几乎不分地域、学历、性别、年龄、收入的国人朋友圈。你信吗？

不信？喏，就是这张图——

虽然对人贩子严惩的语境早已有之，但这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突然爆发还是颇令人吃惊，即便多少对朋友圈刷屏有些抵触的，也很快会在“等你有娃了也会转”之类的说辞面前败下阵来。

中国是人贩子的法外之地？

在一个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立法者如果不想激起守法者的质疑与反抗，毫无疑问应当重判人贩子，这简直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看着朋友圈中汹涌的民意，难道中国是人贩子的法外之地？

不是的。

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重刑率达56.59%。

重刑率56.59%是个什么概念呢？

可以做个对比——2008年至2012年，故意杀人罪的重刑率为82.02%，绑架罪的重刑率为79.33%，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重刑率为44%。强奸罪、爆炸罪、强奸罪和涉毒罪的重刑率在30%以上。

没错，拐卖妇女儿童的重刑率在恶性犯罪中，仅次于故意杀人和绑架，比黑社会大哥还高，更是远超强奸犯和毒贩。

实际上，由于拐卖犯罪的特殊性，一旦发现几乎都是集团犯罪、有组织犯罪，或多次犯罪，完全符合重判的标准。

按照刑法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以暴力、麻醉或偷盗方式拐卖儿童的，都至少判十年以上。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以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角度来说，刑法对人贩子是“口袋罪”，规定的加重情节，不仅十分容易触及，且几乎只要发现，必然都会加重。

如果还有人质疑司法部门铁石心肠，认为他们都是“给破坏家庭的人贩子以改过机会”的软蛋，不妨搜一下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微博，迄今他发过有关死刑的微博，已经有73条，很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论断死刑最频繁的司法界高级人士，从严从重斩立决的态度一点不含糊。

陈士渠 微博截图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有刑必重”和“有刑必判”，哪个更重要？

民意的呼唤，是把刑法二百四十条简化，上来直接给无期甚至死刑，不用“情节严重”，更没有“特别严重”，儿童是绝对禁地，伸手必爆头。

如果还要再补充一点的话，就是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最好也直接给个无期算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

我们不禁为这个国家的立法者感到一阵担忧，把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杀了，后来者自然就不敢利欲熏心了，这么简单的逻辑，他们怎么就是不懂呢？

你也是这么想的？恭喜你，考验人性的时候到来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博士曾经把2000-2013年之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有69(52%)个儿童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卖掉的。

无独有偶，2015年1月，山东破获了贩婴大案，37名儿童被救，然而令警方惊讶的是，这些儿童大都是被亲生父母自愿卖到了人贩子手中。

好的，请听题，是否应当把贩卖自己亲生子女的父母斩立决(尤其是他们构成了拐卖儿童主力军和首要关键节点的前提下)？

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不急，咱们再往下看。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民意的确上达天听，修改了刑法，是否会迎来一个没有拐卖的美好人间？

法学泰斗贝卡利亚曾经说过：

法律的震慑力，源于承担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担犯罪后果的严重性。

这话有点复杂，咱们用一个简单的试验说明下。

美国学者所罗门于1972年主持过一次对狗进行惩罚的实验。

实验者把盛有肉的盘子放在三组饿狗面前。当狗要吃肉时，实验组对第一组狗在其接近肉的一瞬间立刻予以打击，对第二组狗在吃肉2秒钟后打击，对第3组狗在吃肉15秒钟后打击。

结果，第一组狗在此后实验过程中一旦接近肉盘子即表现出恐惧，甚至不愿在实验室吃肉。

第二组狗对惩罚的记忆就差得多，虽然受到惩罚，却不愿离开肉盘子。

第三组狗甚至不畏惧惩罚，一面挨打，一面坚持把肉吃完。

说白了，及时打击和从快惩处，对于犯罪者内心的震慑力是极其强大的。可是这种震慑力有多强大呢？如果拿“有刑必重”和“有刑必判”相比，哪个更有效呢？

陈屹立、张卫国等人曾发表过名为《惩罚对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的研究结果：

无论是惩罚的确定性还是惩罚的严厉性都对犯罪有着显著的威慑作用，但是对于暴力犯罪而言，惩罚的严厉程度(重刑率)的威慑作用最小，惩罚的确定性(尤其是破案率)的威慑作用最大。

再直白一点，如果强奸被抓住概率是99%，但是只判5年，这个震慑力也远远超过强奸被抓住概率是1%，哪怕死刑立即执行。

这就是犯罪学领域大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该判死刑的不是人贩子，而是“民意”

那么回到拐卖问题上来，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达18532件，但是被侦破的案件仅为3152件，破案率仅为17%。这个数据，远低于国内年均40%左右的刑事案件破案率。

好的，问题清晰了。一边是排名第三的重刑率，一边是连及格线都不到的破案率。这就是中国拐卖犯罪的现状，这种情况下，就算把重刑率提到99%而且次次鞭尸，又有何益？

大学生赤膊宣传打拐

不得不提的是，重刑还会带来另外一个恶果，就是如果轻罪重罪一样重，那犯下轻罪的人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轻罪而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

前罪的刑罚很轻，而后罪的处罚很重，那么一般人就会选择承担前罪避免后罪的发生。按照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人，我们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所以应该在制度上使得犯罪人也要趋利避害，也就是前罪和后罪的刑罚应该存在差距和等级。

法律不是出于愤慨制定的，法律不是讲人性的，法律不是万能的。

是的，法律是不能听“民意”的，相比人贩子，更应该被判死刑的，恐怕是朋友圈里的“民意”。

最后，还有几道课后思考题留给大家：既然拐卖如同杀人强奸一样是古已有之的犯罪，那么这动机肯定不是某个个体的个别行为导致的，它的运作机理是什么？

这些亲生父母，为什么要卖孩子，另一些父母，为什么要买孩子？双方为何选择人贩子作为交易渠道，而不是通过福利院或收养机构？

一点提示：人贩子之罪恶，不在买卖，而在强迫。买家需求一直存在，卖家供给也没断过档，但是双方难以通过合法渠道交易，只好去找人贩子。人贩子也无法通过合法渠道买到儿童，最终在利益驱动下挺而走险。

最后一点提示：搜索“福利院赞助费”。只能说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