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张舟逸
来源丨《财经》
本文作者张舟逸女士授权@大案（mycase）发布
2015年小暑刚过，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即将开始，律师界却感到一阵凉意，《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下称刑九）中关于律师言行入罪的新规，让不少律师声称职业迷茫。
刑九的二审稿在6月24日被提交至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面对这份二审稿，律师界和法学界均反映：一旦其中第三十五、三十六两条规定得到通过，现实中很有可能被滥用，律师权利将受到严重威胁。
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其中特别规定，涉及到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刑法泄露国家秘密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而二审稿第三十六条则对扰乱法庭秩序罪又增加了两种情况：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以及有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在互联网上公开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司法不公，以及在法庭上对法官提起抗议，所谓“死磕”律师们的一些做法，未来或被定罪入刑。从刑九以上立法方向来看，对律师行为的规制在趋严，对律师权利的保护在弱化。
如果将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放在明显对立的位置上，有可能与司法改革的目标背离。
再次审视“审判中心主义”这个概念，它不仅意味着所有司法裁决需要依托公正的法庭调查和法官审理，任何人不经过审判不能被定罪，它更意味着在侦查、起诉等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充分保障各方诉讼参与人的自身权利。
对于大部分并不了解这庞杂法律系统的当事人而言，辩护律师是他们的最佳代言人，也是他们个体权利的唯一保护者。正是律师的存在，使不了解法言法语的普通人得以在同一个语境内，与这个国家里最知悉法律规则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平等对话。
在控辩制度的假设下，辩护律师本就不可能做到被各方喜欢，但他们的“对立面”本应只是控诉机关与办案机关，而非审判机关。
从一些“死磕”律师的网络诉求看来，他们“死磕”的大多是法院审理过程中的程序正义。
按照相应的诉讼程序，审判机关本应居中审判。而在实践中，审判部门和侦查、公诉的关系，因为“侦查中心主义”的历史习惯，往往在心理上并未将律师作为平等的法律共同体成员。这也促使律师在参与庭审中出现对抗心态。
如果随着“审判中心主义”体制和观念的变革，审判人员恢复到居中裁判者的位置，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对抗或将终结。
至于律师的执业言行是否妥当、背后是否有正当诉求？——如果能从保障律师的角度出发，可以晚下结论。因为对每一位律师来说，他们的职业道德、个人素养、专业水准，本身就在法律消费市场被优胜劣汰。对于极少数企图通过“死磕”来实现自身目的律师，不仅行业内部的自律法则会通过吊销执照等方式加以惩戒，当事人也会在市场上进行甄别与选择，决定律师自身的执业前景。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几十万律师当中，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准肯定参差不齐。不完全依法行使律师权利，违背律师职业道德的人和行为也不在少数，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适度惩戒也并无不当。但更多时候，律师行业应当依靠其行业自律进行约束，而不应该把刑责作为大棒摆在最显著位置。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这句名言背后的逻辑不是盲目地同情弱者，而是当体制拥有立法、公安、司法、舆论等诸多武器可以随时进行进攻和防守之时，个体的叫喊、同行之间的呼应的作恶程度有限。
应该承认，在中国司法现实中，对个体权利的保障本是短腿，如果从立法到司法不对律师权利进行有效保障，那向着“审判中心主义”进行的司法改革将有跛足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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