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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律师每办理一件案,都得面对当事人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但被问得最多的一定是:"律师,我能赢吗?"当事人不但开始见面时这样问，签订委托（辩护）合同时也会这样问；诉讼过程中这样问，等待判决时，还是这样问；一审这样问，二审、再审还会这样问；被告这样问，原告这样问，上诉人、被上诉人还会是这样问。……有时，同一个当事人会无数次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与律师见面没谈上几句，又回到这一老问题上。
如果你不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或者不作耐心、详细、通俗、透彻的解释，那么作为律师，你可能会失去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已经与律师建立了委托关系，收了钱，当事人可能会埋怨说：这个律师收了钱却不答应打赢官司。
律师真是有口难辩啊。其实当事人不知道：不轻率答应打赢官司，往往反而是负责任的律师。
当然，极个别律师可以轻易地让自己的当事人得到满意回答：打包票、拍胸口：“没问题！你能赢！”或者像占卜、算卦一样乱点鸳鸯谱。这样做虽然迎合了当事人急于了解诉讼形势，预测诉讼结果的心里，也许当事人听起来会感到很舒服，但这样做既损害当事人利益的，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律师行业规范和律师职业道德的。为收取律师费而误导当事人是最缺德的，因为一件案子对一个职业律师来说可能是一件普通的、常见的事务，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一件大事，因为一个当事人一辈子不会很多官司，甚至只这么一个官司。
应该说，对于敬业的律师来说，是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太难回答了。尤其是当事人问题得更具体时，要求将胜诉的把握量化时，更难以回答。比如：大概有多少成胜诉把握？胜算把握大概占百分之几？50%？80%还是95%？等等。
之所以说这一问题难以回答，是因为这一问题所包含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诉讼并不像一元一次方程只有一个解。你只要仔细分析什么叫“胜诉”，其回答的难度就可见一斑。其实，诉讼的结果往往不是简单可以用胜诉与败诉来加以划分的。比如，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全部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但最后对方当事人根本没有任何履行能力，原告一方不但无法实现债权，甚至连诉讼费、律师费都无法弥补，这虽然是胜诉了，但案件的解决不能算是圆满。或者，由于代理律师考虑不周，在起诉的同时没有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致使打完官司后，对方当事人已顺利隐瞒和转移财产，造成执行难的结局，胜诉判决书演变成权利“白条”，这也是最常见的表面胜诉，但案件解决不圆满的例子，当事人称之为“输也是输，赢也是输。”
而另一方面，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受理案件的法院只支持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遭到驳回，而被驳回的部分对原告来说同样重要；或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出了反诉，法院既支持了原告的本诉，也支持了被告的反诉。这就更难下结论：这场官司到底是胜诉了，还是败诉了。
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诉讼结果是：在诉讼过程中，经过剧烈、充分的举证和辩论，争议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误解，放弃了部分请求，当事人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和解，由法院制作出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或者双方在庭外达成了和解协议，原告一方向法院申请撤回诉讼。此种情况，就更难区分谁是赢家了。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是一定会胜诉的。但在诉讼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使得原以为稳操胜券的一方形势急转直下：对方当事人却出示了足以否定原告一方当事人的主要证据的证据。比如，有个当事人称：某某人借了其一万元，有某某人亲笔书写的《借据》为证。但现在某某人拒绝偿还。如果当事人问律师：“我能胜诉吗？”你极可能会毫无保留地回答说：“没有问题，肯定胜诉。”如果将此结论绝对化，那就未免太轻率了。一旦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答辩称：钱早已还了，而且出示原告亲笔书写的《收据》，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势必被驳回。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辩护律师胜诉的标准更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运用法律知识维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特别是程序性的权利，这就是“赢”的本义；在诉讼阶段，律师为之辩护的被告人被宣告无罪，这固然是大获全胜诉——哪怕被告人实际上是有罪的，只要是律师通过合法手段，其意见被法院所采纳；但通过律师辩护而获无罪宣判的情况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情况的胜诉标准应当是：被告人没有被冤枉，其所得到的是公正的判决。特别是通过律师的工作，发现了控方没有发现的无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更应记上律师的一功。总而言之，在刑事诉讼案件中，胜诉的标准是律师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意见，或者关于被告人无罪、罪轻以及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的辩护意见被法院所采纳。当然，律师的辩护意见能否被法院所采纳，就要根据诉讼发展的情况来预测。准确的预测不大可能一开始便能作出。当事人及委托人往往存在的错误认识是：只要律师能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法律惩罚，就是胜诉。这种认识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诉讼是解决矛盾与冲突的一种程序，一旦进入诉讼程序，终会有一个唯一的、确切的结果，而诉讼结果不但受制于许许多多主观、客观因素，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没有办法用胜诉与败诉来归纳其诉讼结果。
然而，当事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为难律师。当事人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天经地义。他们聘请律师为其代理或辩护，最关心的自然是诉讼结果。当事人如果能确切地从律师处预测到诉讼结果，他们可以作出正确决择：如，是否打这场官司、是否继续打下去、如何打、是否选择与对方和解、是否花重金聘请律师等等等等。
但是，只有多年从事律师工作的人，才会深切体味到，回答当事人这个问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检验律师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的过程，是一个考核律师法律水平和说服能力的过程，是充分显示律师办案技巧和办案艺术的过程，是一个测试律师综合素质的过程……这个问题可谓“一言难尽”。律师在办理诉讼案件未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把话讲死，更不能打赌似的将自己的律师事业也赌进去。数年前某省曾有一个颇有水平的专职律师，他在代理一个民事案件时，认准自己的当事人确实有理由获得胜诉，而且在办案过程中，逐步增强了胜诉的信心。面对当事人焦急的追问：“律师，我能赢吗？”他干脆信誓旦旦：“如果这个官司打不赢，我不当律师了，我开货车去。”结果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最终出乎意料地、无可挽回地败诉了。他的思想怎么也拐不过弯来，后来他真的履行对当事人的承诺，真的放弃了律师职业，当了几年的货车司机。不过，几年之后，他还是重操旧业，重新出山当律师。这位律师的业务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一时没有能正确地看待赢与输、胜诉与败诉，没有正确看待赢与输、胜诉与败诉的辩证关系。
可见，要真正回答好当事人的这一问题，首先就要求律师自己对胜诉与败诉、赢与输有正确的认识。其实，要真正弄清一个案件能否胜诉，不能孤立地分析自己一方当事人的材料和意见，你不得不与争议的另一方联系起来看，甚至要将整个纠纷和案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来看待，要全面、准确地考虑对立双方的观点。胜诉与败诉都是对立统一、此涨彼消的关系。不管案情多么复杂、曲折，不管可变因素有多大，也不管法外因素的有无或多少，确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件诉讼结果却只有一个。无论这个结果如何，只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胜诉的另一半就是败诉。
我们知道，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个著名的思想家曾经说过：“法律是人类又一伟大的发明。她可与科学发明相媲美。科学发明使人类学会了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驾驭自己。”社会关系有了法律的调整，人们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保证这一关系，人类社会才井然有序。在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方的权利就是对方的义务，反之亦然。在法治社会中，国家和国家机关也是一个法律主体。在宪法和刑法中，国家的权利就是公民的义务，反之，公民的权利就是国家的义务。在行政法中，国家机关的权利就是公民的义务，反之，公民的权利就是国家机关的义务。人们出现纠纷，实际上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出现了争议。争议的解决，有赖于国家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则——程序法和实体法，重新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赢与输，胜诉与败诉的实质，就是权利义务关系的明朗化、明确化，被判定应承担义务的一方为输（败诉）；而被确认享受权利的一方为赢（胜诉）。然而，一方所享有的权利，必须依靠另一方履行义务才能够实现。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因而赢的另一半必然是输，胜诉的另一半必然是败诉。这样，代理对立各方的律师，必然有胜诉有败诉，有赢有输，不可能都赢，也不可能都输。即使庭外和解将事情“摆平”了，双方当事人都满意，都认为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其实这也只是当事人自己明确了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只是将自己主动、乐意接受的义务也称之为“赢”而已。
从概率上计算，胜诉与败诉在全体律师当中的分配肯定各占一半。如果在同一案件中，对立双方的当事人都宣称自己能赢，坚信自己能赢，这毫不奇怪：正因为当事人本来就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自己是合法的，才会出现纠纷乃至诉诸法庭，对薄公堂。但律师却不同。对立双方的律师都宣称自己一定要赢，则必然有一方的律师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此看来，作为律师，正确看待胜诉与败诉尤其显得重要了。因为在律师与当事人接触的整个过程中，律师都必须引导当事人正确地认识赢与输、胜诉与败诉。这也应当是律师业务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律师对赢与输有了正确的认识后，还不能马上回答当事人的这一问题，还得让自己的当事人对胜诉与败诉的辩证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到底如何正确看待胜诉与败诉？到底如何看待官司的赢和输？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作为律师，在回答当事人的这一问题前应当把握如下几点：
第一，对自己当事人的纠纷，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估。这需要客观、公正、全面地审视所有案卷材料，包括对自己当事人有利的材料和对自己当事人不利的材料。所谓评估，就是要分析自己的当事人的请求、看法、观点等等，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哪些是有证据支持的，哪些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在这一方面，律师一定要独立于自己的当事人，而且要高于自己的当事人，而不能一味迎合自己的当事人，不能受当事人、委托人的看法或观点所左右。律师与当事人探讨案件的结果，与律师在庭上或在诉讼的其他公开场合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应当有所区别，有所侧重。特别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在提起诉讼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二，帮助自己的当事人正确看待自己的权利义务关系。用准确无误的法律依据，分析当事人依法应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使自己的当事人对诉讼结果有一个较客观准确的预测。如果当事人有意无意地认定：聘请律师的目的是想办法将刑事被告人的罪责推掉、将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免掉、将所欠的债务懒掉……则律师必须及时纠正当事人的错误观念。不能违背法律规定去谋求自己一方胜诉。尤其是，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当事人的要求作为衡量胜诉与否的标准。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得胜诉，不能算是真正的“赢”，因为这样获得的诉讼结果是不可靠的，不稳固的。对方当事人极有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扳回败局。
第三，对于既成诉讼而后委托律师的案件，不能以胜诉与败诉来评价律师的业务水平。律师也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观点才会最终得到法院的认可。因而对待律师，不能单纯以胜败论英雄。英国著名律师巴伦&布拉姆韦尔所说：“一个聪明的当事人，他会理智地对他的律师说：‘我是要您替我辩护，而不是要您给我作出判决。我知道，怎么判决，那是审判官们的事’。”但对于原告律师，特别是当事人委托律师论证能否获胜，再提起诉讼的律师，则免不了要以胜败论英雄。律师应当运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使应当胜诉的案件胜诉。本来就不应当胜诉的案件，则应尽量做自己一方的当事人的工作，正确评估和看待诉讼结果。
最后，输与赢、胜诉与败诉有时是可以转化的。这不单指通过诉讼程序，将一审败诉的案件而在二审胜诉、二审败诉的案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而在再审时胜诉，而且指在每一个诉讼程序中，通过律师的努力，原对自己一方当事人一方不利的，转化为对自己一方当事人有利的局面，从而使自己一方的当事人获胜。如，通过收集证据，使证据不足的当事人获得有力的证据以支持其诉讼主张；通过法庭调查，用机智的问话，使对方在庭上承认本来不愿意承认的事实；通过各种努力，使蒙冤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平反；通过法庭辩论，争议激烈的不同观点中使自己一方的观点被接受等等。
“律师，我能赢吗？”这一问题不但难以回答，而且在回答之前你还得正确看待输与赢；不但要律师自己正确认识，还得自己一方的当事人要有正确认识。在此前提下，才开始胜诉与败诉的论证工作。因此，要圆满回答这一问题，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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