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法上，对于形成之诉，法院仅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判决当中不含给付内容，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形成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的基本特点在于法院仅需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可，判决当中也不具有给付内容，不具有可执行性。因此，与形成之诉一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也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

在合同无效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均无异议。问题在于：返还财产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此，理论界存在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无效，受领人对物的占有为非法占有，原所有权人可以主张物上请求权，该请求权属于物权范畴，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返还财产请求权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而不当得利属于债权，故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当事人要求受领人返还财产并非基于原所有权人自力支配的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请求权。既然是请求权，不管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是基于物上请求权还是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其权利的性质和内容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权利的实现均依靠受领人的配合。因此，该请求权应该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在返还财产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理论界与实务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观点一认为，当事人受领给付之时，合同就是无效的（尽管这尚未得到法院的确认），换句话说，受领给付无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立即产生。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受领给付之时的次日起算。观点二认为，在合同未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合理的预期应是合同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如果权利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不行使任何请求权，只能说明其怠于行使权利。在合同无效场合，仍应以双方当事人合理预期的合同有效情况下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作为有关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观点三认为，合同未被法院等确认为无效前，当事人往往遵守“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出现返还不当得利的现象；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才发生不当得利返还的问题，并且返还的时间时常由判决或裁决确定，因此，应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时开始起算。
　　笔者赞同观点三。理由在于：一方面，这种起算方式符合诉讼时效起算的本质特征。诉讼时效期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观点一完全以“受领给付”这一客观事实作为判断标准，不问当事人主观上是否认识到合同无效及无效的后果，明显有悖于诉讼时效起算的本质特征。观点二以合同有效情况下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作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此种情况下，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情况下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时起所能知道的被侵害的权利并不是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请求权，而是依据有效合同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两种请求权不同，并且不能同时存在，观点二将二者等同对待，显然是有悖逻辑的。相反，在法院或者仲裁机关确认合同无效之时，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当事人以外第三人均能认识到合同无效及其所带来的后果，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同时，合同被确认为无效之后，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才产生，该种因合同无效所产生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事由才出现，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符合逻辑。
另一方面，以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的时间作为起算点，既符合常理又易于实践操作。因为对合同效力的认识，不仅需要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而且只有法院和仲裁机构才有权确认合同无效。要求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后就知道合同无效，无视对合同效力认识上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对合同效力确认权限的专属性，有违常理。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的日期清晰明了，权利人从法院判决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决之日起即能明白无误地知道其因合同无效所享有的请求权。以此作为因合同无效产生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既保证了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合同效力专属的确认权限，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对于合同效力认识能力的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