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的时代

作者 | 葛佳男 吴薇 赵松林

他的世界

9个月之前，84岁的江平先生住进了养老院。照顾他15年的保姆走了，老伴和女儿都觉得这家位于北京CBD的养老院好，一家人商量，没多久就做了决定，一起搬了过来。养老院每天定点吃饭，日日有护理人员照顾打扫，江平觉得挺不错。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唯一的一点别扭，觉得这里“总的来说不太像家，还是想回去”。

他在法学界的老朋友很多都离开了人世。去年年底，87岁的张思之律师突然中风，江平一直对老友很担心，听说记者近期曾去探望，他在采访过程中几次三番打探：“思之还好吗？”江平在2008年患过一次中风，那时候躺在病床上，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无法恢复，“知识分子就是靠脑子啊，如果脑子糊涂的话，说话都乱了，也很麻烦的。”后来虽然恢复得不错，还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他的儿子江波曾形容父亲以前“思维特别快，说话一点磕巴都没有，走路虎虎生风”，而现在，说话语速“已经明显变慢”。

但他依旧思维敏捷，精力旺盛。6月7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他定好闹钟，倒着时差起来看球。比赛结果没出现什么悬念，他支持的尤文图斯输给了巴塞罗那，这个老意甲球迷有点儿失望，“我还是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更加旺盛不减的是他对法学、社会问题的关注。前不久，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演讲，谈社会自治和社会转型。他对自己的状态还有些不满意，“像过去一讲演可以讲半天，现在就讲半个钟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至今依然在带博士生，到今年已经是第25届。常有学生来拜访他，有请教问题的，更多的是跟他谈论当前的形势，请他参加各种活动。

在江平的学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看来，江老师是“大聪明人”。“他让整个的法学，不只是狭义的《民法》，让整个的法学界，整个中国的法治知道方向在哪儿，知道说我们应该朝哪条路走。江老师总是能够给出特别好的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合理的一种答案。他不会迷名望，不会昏头，不会深一脚、浅一脚。江老师的观点一直是非常平衡的，可以说非常理性地去告诉我们合理的方向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江平率先倡导私权保护，参与制定被称为“中国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将西方的民法精神引入中国，使当时相对封闭的法学界开始较为开放地接受现代法治观念；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平开始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主持起草《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再后来，江平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合理的政治制度对于法律的重要性，突破了民法的学科体系，走向更广阔的、对宪政的追求。

他是那一代声誉最隆的法学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江平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不懈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搞法律的人，他所关心的最实质的问题，是自由、民主、人权。”江平这样总结自己30多年来的轨迹。他曾说自己的后半生就干了三件事：教书、立法、讲座。当人生进入第85个年头，一切似乎更清晰了。这位时代的法学家，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宣扬独立、自由、民主的法治精神。

现在，他的世界主要集中在养老院7层走廊尽头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被书籍和报纸铺满的小书桌前。但他的世界又很大，对社会上的问题仍然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采访过程中，有后辈请他为前段时间的某桩公案发声声援，此案关乎一位与他感情深厚的学生，江平详细询问了案情中涉及的法律细节，如数家珍地分析案子的情况，然后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五十而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

那是1979年，他终于摘掉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课程。重回学校不久，江平便提议开设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他用早年留学苏联所积累下来的理论和资料编写教材，法大所有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由他授课。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江老师身材高大挺拔，往讲台上一站，就让人感觉“器宇轩昂”。他的课很少提前下课、迟到或者取消，也从来不会找人替他讲。他口才极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很有感染力”。上课几乎不用讲稿，手上只拿几个小卡片，旁征博引，思路非常开阔。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说，听江老师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从具体层面、制度层面，他就能把制度融会贯通，从里面抽出一个精神来。”孔祥俊回忆，当年在课堂上，江老师常常给他“醍醐灌顶”之感。

▲江平，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从废墟上起步，百废待兴，法学教育也基本是从一片空白中艰难成型，江平是最早注意到民事相关法律缺失的学者之一。他在“文革”后复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里开设两门课程，自己编写教材，是最早让人格尊严、权利神圣等现代法治观念进入中国法学界的学者之一。

“在当时的师资里面，江老师是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明显他比别的人高出一大截。”1979级学生、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燕士律师说，“我在想为什么他能高出一截呢，可能跟他经历有关系。”他所在的1979级被称为法大的“黄埔一期”，这群恢复高考后被招上来的第一批学生精英辈出，他们对江老师印象最深，受他的影响也最大。

有些学生可能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缘于许多个时代中的偶然和必然叠加的巧合，他们或许没有机会听到江老师讲课。

1951年，中国选派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江平当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拔出来的“新中国未来一代”。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入选，被指定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律。“学法律不是我的志愿，是组织安排的。”如今，江平这样解释当年的选择，“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很简单，国家派你去，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意志就是个人意志。国家派你学法律，那就是把它看作最高的目标，努力把它学好。”事实上，21岁的江平，志向是做一名记者，独立自由，无冕之王。“法律在那时候觉得是太干巴巴的，完全是教条，不像新闻这么奔放。”

最初，江平被时代洪流和国家意志所裹挟，走上法学研究的道路，而他对法律的认识和探索，伴随着这个国家政权更迭和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阵痛。

出发去苏联的时候，中国的政权更替完成不足3年，共产党明确提出废除“伪法统”，整个国家处于法律虚无状态，国民党时代的所有法条和司法体系一概作废。江平和同伴们在出发前收到规定，凡是国民党出版的法律书籍一律不许携带，他们只好空着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那时的江平根本不懂什么是民商法，分专业的时候，同去的另外一个同志选了刑法方向，“总不能两个人都学一样的吧”，他认为这不符合国家的需求，于是选择了民法。

那个年月通讯不便，国内的报纸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苏联，等到1957年江平学成归国，中国的形势又变了。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不足半年，毫无政治运动经验的“红色知识分子”江平，因为一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猝不及防地被划为右派，此后22年，在各处流离辗转。

最痛苦的时期，新婚才一个多月的妻子迫于组织压力主动与他离婚。1958年，江平被下放北京西山一带劳动改造，主要的改造内容就是背粪，在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劳作中，有一次因为太疲劳被擦身而过的火车碾去了一条腿。送去医院的路上，他觉得好像人死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迷迷糊糊地问旁边的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

紧接着到来的是“文化大革命”，公检法被砸烂，法学教育停滞。1970年底，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解散，全体教师下放安徽办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改造。两年后，辗转回京的江平，窝在延庆的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他以为，因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再无可能回到法学教育的讲台，于是把在苏联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大箱法律书籍，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只有几本“我认为有资料性质的”——比如后来在民商法教学中发挥极大作用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概述》和《罗马法基础》——舍不得卖，保留下来。卖完书，江平把自己闷在北京的郊区，写下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本文摘自《人物》2015年7月号，转载请注明来源。

文章来源：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