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民事、行政类案件，办理刑事案件无疑对律师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而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无罪辩护的难度又是最大的。它要求律师除了具备扎实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专业知识以外，还要求承办律师拥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良好的语言表达、敏锐的临场应变、敢于辩论、善于辩论的优良品质。以及与公检法办案人员进行良好沟通的处世技巧。从职业情怀上讲，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有为人权保障事业奋斗的心理准备，正如某知名律师所说：“律师这个职业的产生和存在绝不是为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也不是简单地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或文化需要，而是为了社会进步的需要，为了人类整体文明的需要，为了人类个体尊严的需要。只有把个人的一切动机与这些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受人尊敬的律师。”
人生最珍贵的莫过于人生命和自由，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失去生命和自由。无罪辩护——是为不应失去人身自由或者生存权的人依法争得人身自由或生存权而辩护。
无罪辩护是刑事辩护的策略和方法之一，顾名思义，就是争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认定为无罪的辩护方式。无罪辩护的核心，是提出被告人无罪的理由，并依法进行论证。由于无罪辩护关涉到“罪”与“非罪”的极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前期工作的全盘否定，因此，无罪辩护是公认的刑事辩护中最难的辩护形态。
文/宝永生
来源：京都律师事务所
无罪辩护对于公民和刑辩律师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罪辩护的成功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刑辩律师的工作价值，无罪辩护的技能代表着律师个人及律师团队辩护技巧的最高水平。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侦查机关的工作是对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进行侦查，尤其是有罪、罪重的证据；检察机关的工作是在审查相关犯罪证据之后依法提起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国家公诉。简单地说，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处于“攻势”的一方，而公民及其辩护律师是处于“守势”的一方。成功的无罪辩护，意味着刑辩律师以一己之力对长期的侦查和检察工作的全盘否定，是对公诉方苦心经营的证据链条的摧毁或者突破，是律师价值最璀璨的展现，是律师的梦想与荣光。成功的无罪辩护也是公民自由和生命的捍卫者、“保护神”。
一、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当今刑法上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任何人在接受审判之前都不得被视为罪犯，更不能被处以刑罚。在这一原则之下，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基本上是不被剥夺的，即使部分权利无法行使，法律也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了被告人委托辩护的权利，这样对被告人罪行的辩护就基本不存在障碍了，无罪辩护也就获得了生存土壤。然而，在这之前无罪推定原则的阵地是被有罪推定占据着的，诉讼程序成为了出罪过程，被告人在开始便已经成为了罪犯，罪犯的诉讼权利基本上被全部剥夺，辩护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无罪辩护就更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在无罪推定原则下，才存在为被告进行无罪辩护的空间；而且无罪推定是无罪辩护的首要生存根源。
二、诉讼模式的变革
我国的诉讼模式在改革之前基本类似于职权主义模式，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被告方成为了控方和审判方的共同追诉对象。这样模式下的辩护只能是一种形式，律师进行无罪辩护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被认为是罪犯的帮凶。我国庭审制度改革后，形成了以职权主义模式为基础，吸收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辩论性和对抗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控辩双方地位基本趋于平等；律师在庭上有比较充分的质证权、辩论权；还有旁听群众的监督，增加了审判的透明度；未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一般不能作为定罪根据，等等。这样辩护人就可以在诉讼中通过这种相对平等的控辩对抗，向中立的法官呈现控方事实证据和法律的不可采信性，进而达到为被告人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的目的。
三、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时间的提前
我国1996年《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大大提前，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特别是在庭审以前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介入，看似和庭审中的无罪辩护关系不大。实则不然，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客观上间接的制约了无罪辩护的可能性及成功率，因为律师介入越早，接触诉讼各方的机会越多，对案情的了解越多，这样进行无罪辩护的成功把握越大，辩护人也越愿意进行无罪辩护。如果缺少了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介入，获得的案件事实就少，便从客观上决定了无罪辩护只能是空谈。而且，律师应该是刑事辩护的主要力量，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就显得更加至关重要了。
四、法律对律师职责的规定
我国《刑诉法》第三十五条和《律师法》第二十八条都明确指出：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轻罪、减轻和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维护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在立法上保障律师行使无罪辩护权的依据。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律师必须履行的职责。
关于无罪辩护，我国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为律师开展无罪辩护功罪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1、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有罪推定”倾向，吸收了世界公认的“无罪推定”的理论精华，良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观念。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在即，相信“无罪推定”还会得到进一步地申明和确立。
2、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可见，证明被告人“有罪”是检察机关的责任，只有证据确实、充分，并构建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人民法院才会判决有罪。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权利只能是依法证明其“无罪”或者“罪轻”。
3、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律师行使无罪辩护权的直接法律依据。
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由此可见，如果案件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均要作出无罪判决。这就为律师的无罪辩护工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司法实践中，无罪辩护的成功率比较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拥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和强势地位。又如，刑事律师在中国开展工作的难度和风险还比较大，《刑法》三百零六条的“伪证罪”犹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众多律师望而生畏，很多时候不愿取证、不敢取证，在工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会造成无罪辩护率低。尽管现实不容乐观，仍然有大批专业技能卓越、心理素质过硬的优秀律师在无罪辩护领域取得了成功，因此，无罪辩护是否能够实现，关键还是要看律师的能力，看客户对律师的明智选择。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告有以下情形的，可作无罪辩护：
一、被告不具有犯罪主观要件。
犯罪或由故意构成，或由过错构成。以故意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因被告不具有主观故意而不构成该故意犯罪。以过失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因被告不具有过失而不构成该过失罪。既无故意也无过失则不构成任何犯罪。
二、被告不是犯罪主体。
犯罪还须同时满足刑法规定的主体要件。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了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
三、被告犯罪行为证据不足。
“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法定基本原则作为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无罪推定的原则。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或证据链条脱节，将影响犯罪事实的认定，应该进行无罪辩护。
四、办案机关程序违法。
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难以保证其真实与公正性，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极有可能出现差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对没有履行法定告知义务或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应坚决予以否定。
五、刑法不认为是犯罪。
如《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
六、刑法不予追究。
有些行为，虽然给权利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由于其特殊原因，不追究刑事责任。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一、要特别熟悉案情
熟悉案情要求律师特别熟知和掌握案件整个情况，熟悉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熟知被告人具有哪些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只有做到熟悉案情基础上，才能结合法理和法律对案情进一步地研究分折，决定是否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二、无罪证据要充分
无罪辩护不容易，只有证据充分了，辩护才有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了检控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使辩护律师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因此，除了在辩护词中明确指出被告无罪的意见、写明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外，更重要的是提供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进行论证和阐明。特别是在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应用已经收集的证据进行有力反驳。
三、注重沟通规避风险
注重沟通要求律师决定为被告作无罪辩护时还要注意与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沟通。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律师的权利还没有充分的保障。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经常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因此，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时要懂得同上述机关沟通，争取权利，避免麻烦，进一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接受委托后，承办律师要做如下工作：
1、与当事人家属以及各知情人沟通，熟悉案情，研究案件本身是否具有无罪辩护的突破点；
2、会见当事人，进一步详细的了解案情，并寻找有无疑点，以求寻找更多的无罪证据；
3、认真查阅案卷，认真查阅相关法律依据，找出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看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无罪”、“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
4、尽最大努力收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对于调取存在风险的证据时，一定要申请，并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予以调取，以求最大限度保护自己。
一、实体上的辩护
司法活动主要有两大基本任务：其一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其二是正确适用有关的法律。
1、事实的角度——事实与证据
案件事实既然如此之重要，那么无罪辩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牢牢抓住这个关键，首先从事实出发来寻求契机。这样就要求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对起诉书的指控与判决书的 认定，一要持疑，二要查实。只有持既信又不信的疑问态度，才能深入查明事实真相，去疑解问，把好事实关。凡对于被告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控诉罪名的，则应依法为被告人从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方面进一步查明事实；凡对于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不符合控诉罪名的，应针对起诉书指控进行辩护前的事实核实；凡对于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难以定罪或者显然不构成犯罪者，应认真核查无罪的事实根据。
案件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前提，而案件事实的认定则是取决于证据。要获得辩护的成功，就要从证据着手，从证据的采用标准出发来辩驳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存在或并非被告人所为。首先，从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来看，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材料，而不是主观猜测或主观臆断的产物。证据的客观性不仅体现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客观世界留下的各种印记或痕迹是客观的，而且它与该事实的联系也是客观的，这种客观真实性是证据能够被用来认定事实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从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来看，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待证案件事实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非所以的客观事实都是证据，只有具有客观性的同时又与案件有关联的事实才可能成为证据。关联性的存在使得证据具有证明的实际能力，即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关联性成为了证据与其他事实的实质区别，在辩护中要准确的找出控方提出的看似能证明犯罪事实，却实质上缺乏关联性的证据，通过否定这些证据的证明力来达到辩护的目的。再次，从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来看，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其二是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的合法性。
2、法律的角度——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和非难可能性，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由于犯罪构成是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法律标志，因此，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而且是唯一法律标准。具体讲，犯罪构成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重罪与轻罪的法律标准。辩护律师要注重从以下几个关于犯罪构成的方面，来把握如何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辩护，第一，准确把握情节严重程度。第二，把握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完整。第三，把握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第四，把握一罪和数罪。
二、程序上的辩护
程序公正一方面能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另一方面拥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意义。在程序上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护，就是帮助或代理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依法正确的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并在发现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或剥夺时，向司法机关提出意见，要求依法制止，或向有关单位提出控告。
一个好的律师首先会全面的熟悉案情并熟练吃透相关法律规定，在了解了整个情况后决定提出无罪辩护，这是无罪辩护的提出；其次，就需要律师拿出更专业的精神认真的搜寻更多有利的无罪证据，会见当事人、查阅案卷等等缺一不可。
然而更关键的，是律师对整个案件的掌控能力。某些律师平时并不注重无罪辩护的研究和实务技巧容易错过那些本可以利用作为无罪辩护支撑的关键点，或者即使提出了无罪辩护，但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掌控能力不够、无法达成成功的无罪辩护，甚至反而因此也失去了量刑辩护的良好时机。这种该提不敢提，提了又无法成功胜诉的局面，这对当事人的权利无疑是又一次的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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