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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家同,1939年生于上海。1961年“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毕业,服役后即赴美留学。1967年自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取得电机及计算器系博士。台湾资讯学者及作家,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代校长、静宜大学以及暨南国际大学校长、暨大资讯工程学系及资讯管理学系教授。
编者按:此文无需内容导读,因为任何言语的导读都是多余的!也许您已读过此文,但只要有一位读友未读过,我都觉得十分值得推荐。因为它能犹如刺骨寒风般极速穿透心灵,但它带来的却是一阵温暖的情怀、思索和追问!
关键词:法律人 生命 宽恕 情怀
我的爸爸是任何人都会引以为荣的人。
他是位名律师,精通国际法,客户全是大公司,因此收入相当好。
可是他却常常替弱势团体服务,替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不仅如此也,他每周都有一天会去励德补习班去替那些青少年受刑人补习功课,每次高中发榜的时候,他都会很紧张地注意有些受刑人榜上是否有名。
我是独子,当然是三仟宠爱在一身,爸爸没有惯坏我,可是他给我的实在太多了。
我们家很宽敞,也布置得极为优雅。爸爸的书房是清一色的深色家具、深色的书架、深色的橡木墙壁、大型的深色书桌、书桌上造型古雅的灯,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书桌上处理一些公事,我小时常乘机进去玩。
爸爸有时也会解释给我听他处理某些案件的逻辑。
他的思路永远如此合乎逻辑,以至我从小就学会了他的那一套思维方式,也难怪每次我发言时常常会思路很清晰,老师们当然一直都喜欢我。
爸爸的书房里放满了书,一半是法律的,另一半是文学的,爸爸鼓励我看那些经典名著。
因为他常出国,我很小就去外国看过世界著名的博物馆。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爸爸要使我成为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在爸爸的这种刻意安排之下,再笨的孩子也会有教养的。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操场上摔得头破血流。
老师打电话告诉了我爸爸。
爸爸来了,他的黑色大轿车直接开进了操场,爸爸和他的司机走下来抱我,我这才注意到司机也穿了黑色的西装,我得意得不得了,有这么一位爸爸,真是幸福的事。
我现在是大学生了,当然一个月才会和爸妈渡一个周末。前几天放春假,爸爸叫我去垦丁,在那里我家有一个别墅。爸爸邀我去沿着海边散步,太阳快下山了,爸爸在一个悬崖旁边坐下休息。
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枪决的刘焕荣,爸爸说他非常反对死刑,死刑犯虽然从前曾做过坏事,可是他后来已是手无寸铁之人,而且有些死刑犯后来完全改过迁善。
我提起社会公义的问题,爸爸没有和我辩论,只说社会该讲公义,更该讲宽恕。他说:“我们都有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可能”。
我想起爸爸也曾做过法官,就顺口问他有没有判过任何人死刑。
爸爸说:“我判过一次死刑,犯人是一位年青的原住民,没有什么常识,他在台北打工的时候,身份证被老板娘扣住了,其实这是不合法的,任何人不得扣留其他人的身份证。他简直变成了老板娘的奴工,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娘。我是主审法官,将他判了死刑。
事后,这位犯人在监狱里信了教,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已是个好人,因此我四处去替他求情,希望他能得到特赦,免于死刑,可是没有成功。
他被判刑以后,太太替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在监狱探访他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初生婴儿的照片,想到他将成为孤儿,也使我伤感不已,由于他已成为一个好人,我对我判的死刑痛悔不已。
他临刑之前,我收到一封信。”
爸爸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已经变黄的信纸,一言不发地递给了我。
信是这样写的:法官大人:
谢谢你替我做的种种努力,看来我快走了,可是我会永远感谢你的。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你照顾我的儿子,使他脱离无知和贫穷的环境,让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求求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再也不能让他像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生。
XXX敬上
我对这个孩子大为好奇,爸爸你怎么样照顾他的孤儿,爸爸说:“我收养了他”。
一瞬间,世界全变了。这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杀我爸爸的凶手,子报父仇,杀人者死。
我跳了起来,只要我轻轻一推,爸爸就会粉身碎骨地跌到悬崖下面去。
可是我的亲生父亲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坐在这里的,是个好人,他对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我的亲生父亲悔改以后,仍被处决,是社会的错,我没有权利再犯这种错误。
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在场,他会希望我怎么办?
我蹲了下来,轻轻地对爸爸说:「爸爸,天快黑了,我们回去吧!妈妈在等我们。」
爸爸站了起来,我看到他眼旁的泪水,"儿子,谢谢你,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原谅了我"。
我发现我的眼光也因泪水而有点模糊,可是我的话却非常清晰,
「爸爸,我是你的儿子,谢谢你将我养大成人。」
海边这时正好刮起了垦丁常有的落山风,爸爸忽然显得有些虚弱,我扶着他,在落日的余晖下,向远处的灯光顶着大风走回去,荒野里只有我们父子二人。
我以我死去的生父为荣,他心胸宽大到可以宽恕判他死刑的人。
我以我的爸爸为荣,他对判人死刑,一直感到良心不安,他已尽了他的责任,将我养大成人,甚至对我可能结束他的生命,都有了准备。而我呢﹖我自己觉得我又高大、又强壮,我已长大了。只有成熟的人,才会宽恕别人,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小孩子是不会懂这些的。
我的亲生父亲,你可以安息了。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今天所做的事,一定是你所喜欢的。事件背景】1986年所发生的台湾社会重大事件。汤英申是原住民族曹族人,18岁,就读嘉义师专,当年从阿里山乡下到台北洗衣店打工,因为遭欺压和歧视,情绪失控而杀害雇主一家三口,最终被判死刑,时年19岁。
据汤英申的同学、朋友、家人所说,汤英申本来是个纯良、正直的山地青年,没想到才到台北9天,就变成杀人凶手。由于他想打工补贴家计,在台北求职时掉入了求职陷阱,雇主扣起他的身份证,也没发给薪水,反而要汤英伸抵押现金。
汤英申在走投无路情绪失控下犯下罪行,虽然事后后悔不已,天主教会主教团、全国学界、报界记者、文学家、教授和原住民九族同胞代表一齐呼吁、努力,呈请蒋经国总统能“枪下留人”,但最终仍成为台湾最年轻的死囚。
此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原住民族的岐视与不解,多年后依然令人难忘与伤心。《人间》杂志曾大幅报导此事,剧情片《赤脚天使》也改编自此事件。------------------阅读不断线---------------------------------------------------宽 恕 ----------------
摘自刘仁文著作《死刑的温度》
宽恕,或者宽容,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睿智”。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就是国家不断走向宽容的历史。
康德把宽容看成是人类“永久的和平”的保证,而考夫曼(ArthurKaufmann)更指出:“宽容在今日世界,乃至于明日世界是一个人类的命运问题甚至存活问题。”
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讲述了他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期间,如何引领南非人民在揭露昔日种族歧视暴行的同时,又与那些愿意忏悔者达成和解的经过。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是这场疗救祖国的运动挽救了新南非,但看过该书,才知道和解是多么的不易。不要说受害人克制“复仇心切”的心理需要做多少工作,就是加害人要作出真诚忏悔又谈何容易。在那旷日持久的和解过程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员们充当的不仅是“洗碗机”,更是“吸尘器”,把所见所闻的痛苦和创伤吸入自身,致使他们都成了“受伤的疗伤人”。正如图图所说:“我自身的疾患似乎生动地证明了,让创伤的人们康复,其代价是何等沉重。”
尽管德里达主张,最高境界的宽恕应是宽恕那不可宽恕者,“如果只宽恕那可宽恕者,就没有真正去宽恕”,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被宽恕者能够真诚悔过,那就给和解创造了好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指出:“罪恶是令人憎恶的,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悔罪更美的了。”也正因此,图图主教认为,不仅是宽恕者,而且还有道歉者,他们都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
宽恕需要坚强,这一点都不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说过:“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可以想象,曼德拉对种族歧视者的愤恨有多强烈,如果不是用坚强的理性去压住心中的怒火,那么他当上总统后很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最终也可能毁灭自己。所以,宽恕也是一种自我拯救,它可以将一个人从往昔灾难的阴影中拯救出来,与无情的历史和解。
《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在偷走米里哀主教的银器后被警察抓获,但主教大人善意的谎言使冉•阿让幸免牢狱之灾。米里哀主教的这一宽恕令冉•阿让十分感动,从此洗心革面,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直至当上市长。按照解构大师德里达的观点,米里哀主教的宽恕应视为一种善良的对法律的背信。所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宽恕“不仅是一种超法律价值,还是一种超伦理价值”。
不过,宽恕与法律也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就把宽恕看成与赦免相关的一个概念,指出“赦免使与法律无关的价值领域兀立于法律世界的中央,比如宗教的慈悲价值、伦理的宽恕价值”。
宽恕之所以为人类社会所必需,是因为人人都难免有过错。《圣经》里有一个故事,法利赛人把一个通奸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女子用乱石砸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过罪过,就朝她扔石头吧。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
我们之所以提倡宽恕,是因为被宽恕的人也是人生的不幸者。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曾言:“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
一个人自己可以宽恕自己吗?可以的。黑格尔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都是把自己作为他者来宽恕的,如果自己不宽恕自己,自我构成的过程就会停止。当然,宽恕自己的前提是能够严于解剖自己。
一个人可以代替他人去宽恕人吗?德里达有过这方面的困惑:“宽恕时有背叛他人的危险。”但他马上又解开了这个困惑,“我应该为了公正去请求宽恕”。更何况宽恕那些真诚悔罪的人,想必天堂里的死者也是会同意的。
宽恕有个人美德的因素,更有社会文化的因素。2000年4月,四名中国青年在南京市金陵御花园,杀害了中德合资企业外方副总经理普方(Jürgen Pfrang)一家四口,被我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判决,却遭到来自死者家属和德国政府的异议,他们请求中国法庭免罪犯一死。就连与此事无关的葡萄牙、法国、瑞典等国政府,也与德国政府一起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请求。当时听说此消息,自己竟难以置信。但就在前不久,我又亲耳所闻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中国留学生在欧洲杀死了自己的挪威籍女友,然后回到北京,被警方抓获,结果挪威受害方居然向我这个中国刑法专家请教,怎样才能救该男子一命?当我告诉对方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很重要时,他们马上说,他们不希望判他死刑。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有。2008年,河北青年宋某因债务纠纷刺死马某,马某的母亲在伤心之余,却想到“枪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顶命我儿子也活不过来了……救他当行好吧”,结果法官采纳了她的求情,免对方一死。我当时发表文章称这位母亲为“伟大的母亲”,并援引纪伯伦的话来赞扬她:“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
当然,宽恕,或者宽容,并非无原则,更不是要纵容。伏尔泰在《论宽容》(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中早就指出:“虽然在《旧约》中有许多表示宽容的例子,但是也有严厉的事例和律法。”就连倡导“无条件宽恕”的德里达也承认:宽恕问题总是关乎有限的存在,即使是无条件的宽恕,其本质也应该是有限的,是“只此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