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执行过程中，“上令不下达” 的情况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政府之间微妙的关系。在经济利益的刺激和不完善的监管体系之下，法律条文有时只是一纸空文。

过去三十年，越来越多的法律被制定和通过，但法律体系的完备能否真正改变人们的行为？最近，来自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李济利用对 “打孔盗油” 的法律监管来检验中国法律的效力。他发现，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出台并没有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

在中国，对石油管道监管的全国性法律法规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来通过。然而，石油管道安全是由地方政府和几大石油巨头共同监管。在实际的过程中，法律的执行情况往往不容乐观，打孔盗油屡禁不止，盗油犯往往将从石油管道中偷来的油卖给当地一些小的炼油厂。地方政府在享受这些炼油厂所带来的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就不深究这些油品的来路。

李济的这项研究验证了这一点，全国性的立法和政策变化并没有对打孔盗油这样的犯罪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在作者观察的时间段——2008 年 9 月到 2012 年 9 月，正值周永康掌控着中国的政法大权，石油系统出身的他力推对石油管道的法律监管，甚至将 “打孔盗油” 的最高刑罚提高到死刑。

图为：2015 年 5 月 7 日，山东东营举行 “反盗油” 海陆演练，提高发现和处置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

图片来源：新华社

2010 年 6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石油天然气管道法（以下简称 “管道法”），但研究者发现，这并没有使得打孔盗油的数量发生着显著的下降。

而另一方面，受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失业率在作者观察的这一时间段一直处于高位。但是即使如此，失业率和职工工资的波动还是显著地影响着打孔盗油犯罪的数量。当失业率升高，很多走投无路的人开始铤而走险走上打孔盗油这条危险之路。

作者还发现，石油天然气管道法的生效反而是由于打孔盗油无法控制的结果。在这部法律生效之前，政府往往利用媒体来公开一些打孔盗油的审判来警示和预防潜在的犯罪，这类公开的审判一度有效地控制了盗油犯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警示效应不再那么有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遏制打孔盗油犯罪的加剧，全国人大才启动了石油管道监管的立法进程。

虽然这项研究在运用时间序列模型时有商榷之处，但是研究者敢于尝试运用量化方法研究中国法律这一历来缺乏系统性数据的领域，这值得关注和赞赏。总体来说，作者试图试图揭示了中国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弊端，这种 “上令不下达” 的情况也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政府之间微妙的关系，在经济利益的刺激和不完善的监管体系之下，法律条文有时只是一纸空文。

（感谢政见主页君徐驭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