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体现的是一种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的司法，强调的是司法行为必须精准，不能有误差，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不能有任何偏移，要同等地实现“并重”。
文 | 向渊而行
来源 | 向渊而行的法律博客
最近，广东省高院改判陈传钧无罪，判决书史无前例地进行了大段说理，核心意思就是在证据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情况下，应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判决无罪。此次法院高举“疑罪从无”大旗，高调宣告一起死缓案件无罪，获得业界很高的评价。
这个判决第一次使用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表述，这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其意即：不能证实陈传钧是犯罪人，但也不能排除陈传钧就是犯罪人，换言之，判决有罪，可能冤枉无辜，但判决无罪，也可能放纵犯罪人。在这种两难选择之下，法院宣告：无罪释放。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哪位领导最先提出，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此后，这句话就经常出现在领导讲话和各种文件中，司法机关也一直奉若神旨。但其实，这句话对司法行为造成误导甚至危害。
首先，这句指示违背了司法规律。司法官只能通过证据的碎片尽可能地还原客观事实，但囿于取证的有限性及证据本身的复杂性，这种还原不一定是完美的、百分百的，即司法行为追求的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只要司法行为是合乎程序的，认定的法律事实就不容置疑，但可能与客观真实确实存在差异。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司法不是万能的，有时并不能完美地实现公正，这是司法规律，谁也不能否定和回避。
而所谓“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体现的是一种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的司法，强调的是司法行为必须精准，不能有误差，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不能有任何偏移，要同等地实现“并重”。这就是违背司法规律的，因为司法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一旦有偏差，就必然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会有偏移，要么偏向前者，要么偏向后者。
正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指示之下，才催生出“疑罪从轻”的扭曲判决。显然，疑罪从轻就是对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指示的最好“落实”。一起没有任何从轻情节的死刑案件，原本要么判处死刑，要么判决无罪，但在这两种选择之下，则要么体现了重打击犯罪，要么体现了重保障人权，似乎怎么说都谈不上是二者“并重”。于是乎，“疑罪从轻”便应运而生，法官硬是作出了第三种选择——判决死缓。判决死缓，一方面还是判了重刑，体现了注重打击犯罪，一方面又从轻发落，没有杀头，体现了注重保障人权，这不正是对“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最好落实吗？
可见，法官作出疑罪从轻的判决，也是有苦衷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必须落实“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指示，哪方利益都要兼顾。但事实上呢，这种落实往往饱受诟病，遭受学界痛批，而之所以饱受诟病和痛批，是因为“并重”的指示本身就是有疑问的。
所以，我认为，今后不宜再提“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案件事实与证据存疑，要么判决有罪以实现打击犯罪、要么判决无罪以实现保障人权的两难选择之下，必须坚决选择后者。也就是说，对于事实与证据存疑的案件，应遵照“保障人权第一，打击犯罪第二”原则，优先选择保障人权，判决无罪。
两年前，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这句话体现了疑罪从无法律原则的精髓。面对错放或者错判的两难选择，法官没有“并重”的第三种选择，答案只能是也应该是“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即为了保障人权，宁可牺牲打击犯罪。沈院长的指示才是直面司法现实，也是符合司法规律的，其“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论断也正蕴含了“保障人权第一，打击犯罪第二”的人权优先思想。希望全国的法官都能遵循这一思想，让疑罪从无原则真正在中国的司法大地上落地生根，从此举国再无冤狱和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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