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记录我国律师业发展史，展示律师业的发展成就，全国律协积极开展律师业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中国律师》特设“口述历史”栏目，将整理的视频资料以文字形式再现，以飨读者。
李必达，男，1940年12月生，湖北汉阳人。历任军委总参谋长秘书、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律师司司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局长、公平交易局局长、企业注册局局长等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艺术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书画研究院理事、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理事、中国老年书法研究会会长。
口述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口述地点：北京
文字整理：李铭
到司法部办公厅秘书处工作时，秘书处的几个同志都是老同志，就我年轻一些，当时我39岁，很多文件由我来起草。办公厅是一个综合部门，很多律师文件都是经过司法部办公厅来修改、外送的，记得从1983年开始有关律师制度的改革文件就比较多了。我后来写了一本《律师的足迹》，记录下了律师制度改革的那些问题，以及在改革中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在办公厅接触律师工作还是间接的，我那时候就喜欢律师工作，对律师工作也比较关注，所以经常看报纸、看材料，对律师的资料做了大量的积累。因为要起草报告、修改报告，必须了解律师的情况才行。1988年11月，律师司组建，我去当了律师司的司长，开始直接接触律师工作。我很乐意做这份工作，也下了一番功夫。回想律师制度改革，当时是有这种迫切的需要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民主意识增强了，当事人要求请律师的增多，而律师队伍又在行政编制里，人数的发展受到编制的限制，队伍的扩大很难。二是律师的开支和运营经费，律师的工资、盖办公楼、购置现代化办公设备、电话费等都要通过财政开支。行政管理机关的经费也有限，经常要侵占律师事务所的经费，这样也不利于律师事业的发展。三是行政编制里面，往往总是把那些年龄大的、能力差的安排去当律师，真正的优秀人才进不了律师队伍。种种原因迫切要求律师制度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当时我在律师司具体管这个事情感受更强烈，更迫切。那个阶段是过渡时期，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是这一步又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过渡阶段的改革就没有后来律师制度的发展。
我当律师司司长前后经历的改革，归纳起来大概有七个方面：第一个是改革律师机构的名称，律师事务所原来叫做法律顾问处，是司法行政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改成律师事务所，把它从行政管理机关里分离出来，这个阻力不是很大。第二个是改变律师的性质，由国家法律工作者变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然后变成社会法律工作者，最后成为一种职业。这个性质的改变既有外部的阻力，也有司法行政系统内部的阻力。第三个是改变律师队伍的组成成分，开始因为是行政编制受限制，所以采取了一些临时的措施，既有专职律师，又有兼职律师，还有特有律师。特有律师就是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退休以后聘为律师。这样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后来的改革主要是发展专职律师队伍，兼职律师和特有律师处于萎缩的状态，逐渐被淘汰。第四个就是改变律师的分配制度，原来是由国家统包的，经费、装备都由国家行政机关统筹统制，后来改变成为全额管理，差额补助，就是律师事务所收入不足，由财政经费来进行补足，最后过渡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完全脱离行政管理机关，由律师事务所自收自支。第五个改革是律师资格由国家任命（像任命行政干部一样地任命律师）过渡到全国统一考试，进行国家考核，通过考核以后再授予律师资格。这是一大进步，这就保证律师队伍的质量进一步提高。第六个是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第七个是台湾律师参加社会资格考试可以取得律师资格，可以在内地的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
关于改革，最主要的还是性质上的改变，由国家法律工作者变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为了把这个改革能够推向前进，我们提倡搞合作制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制的律师事务所就是由几个合伙人组织起来的事务所，但是为了不戴上资本主义帽子，我们把它称为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当时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心里都明白，它就是合伙制。在起草律师工作报告的时候，我们律师司是坚持这个合作制事务所就是合伙制。但当由于一些原因，没有按照我们原来预想的那样一步到位，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律师被定为为社会法律工作者。在分配制度上也是有争议的，为了使改革顺利的发展，我带了两个工作组下去调查研究，想借助社会的力量克服改革阻力。走访调查了33个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现身说法，借他们的口来说改革的必要性。同时，我们访问了若干个法院和检察院，通过他们来反映律师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再有就是我们访问了很多当事人，并把这些反映情况都做了记录，印成材料，在讨论的时候把这些材料拿出来，这对我们改革方案的通过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使改革能够顺利地进行，我们在经费上动了一些脑筋，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也有顾虑，改革以后能否做到自收自支？工资能否得到满足？买房子、将来养老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这也是他们的顾虑。通过我们的努力，得到了税务部门的支持，税费在临时改革以后的3年内全免。第一次免税3年，后来我们又延续了3年，一共6年是免税的。再一个就是解决养老的问题，买养老金，这样使律师制度改革无后顾之忧，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些工作。另外要向国务院报告，好多报告就是陈述改革的需要，请求政府部门支持，这些材料都在我写的《律师的足迹》一书中反映出来了。我觉得改革的过程还是艰难的，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要发展几十万律师、上百万律师这样的一个目标，对实际律师制度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司法部的主要领导开始是邹瑜，后来是蔡诚，对律师制度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所以上下一起努力，终于使律师制度改革迈出了很可喜的一步，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很快在全国铺开。所以我觉得律师发展到今天，与当年的改革是很有关系的。很多优秀人才能够涌进律师队伍，使律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服务领域也大大拓宽了。所以觉得我一辈子很成功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律师制度的改革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很多律师还记得我当年的努力，十多年、二十年以后我还看到律师杂志上有律师在怀念我当时对律师的爱护，对律师工作的贡献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原来有个律师挨整的时候，我确实是千方百计去帮他救他，20年后他在浙江的律师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还很怀念。我们当时能力有限，能够救的毕竟是少数。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后的律师工作环境会更好。刚恢复律师资格的时候，一些过去被打成“右派”的律师回到了律师队伍，但是有些“左”的思想的人就认为律师还是“右派”，是“坏人”，这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逐步好转的。为改变社会对律师的看法，我收集了很多关于律师被迫害的案例向中央反映，就是希望有领导人能够对律师的作用做正面的评价，能够明确讲律师是中国法律队伍里重要的一员，是对中国法治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的。
回顾我在律师司工作的这14年，最令我骄傲的还是律师制度改革。我贯彻了司法部党组的意见，工作是积极、尽心尽力的，做出了我应做的贡献。
我退休以后和企业接触比较多，企业的权利被侵犯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所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大课题。我经常想能不能有个维权委员会，为企业说话，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与不正之风作坚决斗争，我认为律师事务所可以，律师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我现在仍然很关注律师业的发展，有律师座谈会我都积极地参加，我觉得目前需要改革的就是很多属于律师的业务被其他部门所占有。记得当时我建议律师司授予律师商标代理人资格，把这个收编过去，先授予律师资格，再整顿，优胜劣汰，但当时这个建议没被认可。我觉得商标代理本身就是律师业务，专利代理人，税务代理人，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代理人，应该把它统一起来，由司法部统一管理，不要把它分得七零八碎的。实际上很多商标代理人光靠商标代理养活不了自己，如果说通过这个学习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能拓展其他业务的话，对他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后改革需要注意的事情。
律师行业现在的发展状况总体看还是不错的，有很多成功的律师事务所。过去我出国访问的时候很羡慕一些国外的律师事务所，业务很饱满，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很多律师事务所也做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律师管理还要加强，当时我们很强调律师的道德，律师的管理，律师的整顿。律师队伍的整顿现在总体反映是好的，但有个别律师成了行贿受贿的中间人，还有的成了“骗子”，实际上是骗当事人。这个尽管是少数，但我觉得管理部门要重视，要加强律师职业道德教育。律师的管理靠律师事务所和行业管理，要重视职业道德方面的管理。还有就是对律师的宣传，要加强对真正好的律师事务所的宣传，要让更多的律师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反映律师的实际情况。
（注：本文刊载于《中国律师》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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