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搞宏观研究的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预测中国经济更难，那就是预测中国的政策。昨天还在说定向调控，今天就有可能降准降息。今天还在大胆汇改一次暴贬，明天就可能突然入场大举干预。风向变化之快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市场的心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经济持续下行的时候，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臆测大规模刺激，7万亿、QE之类的荒唐传闻屡见不鲜。

归根到底，我们对中国的决策体系缺少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从逻辑的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

首先，大规模刺激的关键根本不在于GDP是7还是6.5，同样是7%以下的增速，在2009年可以触发4万亿，在2015年却不会。

其次，谁在决策也不是关键，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不管谁掌舵都只有一个思路：实事求是，相机调控。90年代搞下岗当然和船长敢于冒险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国企实在过不下去了，同样道理，现在不搞下岗是因为大部分国企还在吃老本，日子还过得去。

真正可能触发大规模刺激的因素只有一个：失业。不管GDP是7还是6.5，也不管是谁在决策，只要就业出了大问题，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也会倒逼他做出唯一的选择，比如2009年的4万亿。这样一来，判断未来是否会重搞大刺激(包括4万亿、QE等极端手段)就简化成一个问题：中国到底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从我们的分析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就业情况到底如何？风雨中屹立不倒

观察就业的最佳指标是调查失业率，但遗憾的是，中国尚没有成熟的调查失业率统计体系。统计局一直采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但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一，统计方法不合理，相比调查失业率可能明显低估。在国际通行调查失业率中，不管是否主动登记，失业人员都会被纳入统计。而登记失业率中的失业人员只包括到有关部门登记的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

现实中，大部分失业人员可能不愿意登记，一是失业保险金不具吸引力，钱没多少，但领取的条件和手续十分复杂；二是登记失业会导致“干部”变“群众”。大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是以“干部”身份被派遣到就业单位，档案托管在单位，一旦登记失业，档案就失去挂靠单位，干部身份也无法保留。而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干部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导致大学生的失业人数可能被低估。

第二，统计范围不充分，相比总体失业率可能明显低估。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范围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分子分母的统计范围不一致，分子是按城镇户籍人口口径，而分母基本是按城镇常住人口口径，另一方面，统计范围只涵盖城镇，既不包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不包括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而截至2014年我国的非城镇人口仍有6.2亿，占比45.2%。再考虑到往往农村失业人口更容易引发社会风险，仅统计城镇失业率显然太过片面。

显然，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就业指标。历史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从绝对数值看，近十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0%以下，即便是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也只有4.3%，这与其他国家动辄10%以上的失业率相比显然有些失真。

从相对变化看，其趋势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就业形势，比如2008年4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大幅攀升0.3个百分点，直到2010年经济好转后才逐步下降。但2011年一季度到2013年二季度失业率一直没有任何变化也让人怀疑其权威性。

因此，观察中国的真实就业情况不能仅看城镇登记失业率，我们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分析。调查失业率、求人倍率、工资增速、城镇新增就业是我们认为相对可靠的指标。

结论：目前就业压力完全可控，但存在一定隐忧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统计调查失业率。根报道，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在1998年就开始尝试，2005年正式做调查，2010年统计范围覆盖到31个大城市，2013年扩大到65个城市，2015年7月起正式拓展到全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调查失业率都只用于内参。不过，2013年以来，官方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透露了一部分数据(见表1)。其与登记失业率之差一般为一个百分点左右，且差距在逐步缩小。

静态来看，调查失业率完全可控，压力远小于2009年。据四川广元公布的一个报告披露，国家确定的失业率警戒线为8%，因此目前调查失业率为5.2%，仍在可承受范围内。官方从未公布过2013年之前的调查失业率，所以我们无法直接比较现在和2009年的情况，但个别地区公布了更完整的数据，可以提供相当有价值的参考。例如，据四川省公布的数据，2008年末、2009年6月、2009年末的调查失业率为9.5%、8%和7.5%，远高于4%的登记失业率。考虑到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就业情况比较有代表性，从这一点来看，当前的就业形势远未到2008、2009年那样严峻。

从动态来看，目前就业似乎有恶化的趋势，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2015年6月以来，调查失业率连续攀升，截至9月已达到近两年新高5.2%，不过这一上升可能受到统计范围扩大或者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改变就业总体稳定的结论。

结论：目前不仅不用担心失业，反而要担心就业市场供不应求

求人倍率是指一个统计周期内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其公式为：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假如求人倍率为1.12，则意味着这一时期每100个求职者对应112个岗位需求。求人倍率大于1表明劳动需求大于供给，反之则表明劳动需求小于供给。求人倍率由人社部通过100个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获得，直接反映了微观就业市场的状况，而且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相对容易引发社会压力的大众行业，非常有参考价值。

求人倍率显示现在就业市场不仅不用担心失业，反而要担心供不应求。截至2015年3季度，求人倍率已持续20个季度保持在1以上，而且自08、09年触及0.85的低点后，求人倍率几乎每年上一个台阶，2014年底一度达到1.15的历史高点，表明100个人对应115个岗位，而2008年则是100个人对应85个岗位。从趋势上看，今年上半年求人倍率明显恶化，但3季度再次回升，新增求人倍率(新增就业岗位/新增求职人数)也稳定在0以上，也基本看不到失业的影子。

结论：工资增长依然较快，就业人员供不应求，但供需缺口正在缩小

分析任何一个市场的供求都有两类指标：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就业市场也一样。就业人数和失业率是数量指标，而工资则是价格指标。价格数据不会说谎，而且容易观察。如果工资增长较快，则证明就业供不应求，反之则有失业压力。不过由于工资存在粘性，所以往往调整起来相对滞后，所以对于预测的作用相对较弱。

不管是从城镇就业人员还是农民工收入来看，都保持了快速增长，就业市场总体还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农民工工资增长更快，表明农民工更为稀缺。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自2012年以来就持续快于GDP，今年来虽持续放缓，但2014年仍保持了9.5%的增速，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1.3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受2008-09危机的影响，城镇工资水平在2010-2012年间一直大幅低于GDP增速，现在的就业情况显然比当时好的多。从农民工工资来看，数据只能追溯到2012年，但这段时期内其增长持续快于城镇工资增速和GDP增速，表明农民工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比城镇就业人员更为稀缺。从大学毕业生工资来看，2014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比2013届增长7.3%，相比前一年的6.6%进一步加快，表明大学毕业生也不存在就业问题，但压力相对农民工和其他族群要大一些。

结论：新增就业人数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但今年首次出现下降

虽然GDP增速自2010年以来不断下滑，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却稳步增加，远远超出金融危机之前。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66万人，提前完成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

按照去年的数据估算，今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有望达到1302万人，连续三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相比之下，2008和2009两年仅吸纳就业1100万人。这反映出GDP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增强，过去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现在能够拉动超过150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随着GDP增速大幅放缓，新增就业人数首次出现下降。

(1)今年以来，就业的确出现了一些恶化迹象，值得关注：一是调查失业率开始攀升，二是求人倍率有所下滑，三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下滑。

(2)但中国就业市场总体上非常稳定，还有充足的缓冲区间，起码一两年之内不会出大问题。一是调查失业率绝对水平还远低于8%的警戒水平；二是求人倍率依然稳定在1以上；三是工资增长还是持续快于GDP增速的，尤其是农民工；四是新增城镇就业依然较快，GDP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增强。

二、这揭开中国的就业之谜：失业面前的五道防火墙

中国的就业为何如此坚挺？说到底，就业是一个劳动力交易的市场，和其他任何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的秘密也逃不开供给和需求：从供给端来看，劳动力人口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迎来拐点，导致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从需求端来看，服务业吸纳就业增多，再加上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的存在阻挡了需求端的快速下滑，导致劳动力供需在经济下行期依然趋于平衡，甚至供不应求。

1、人口老龄化：力人口已开始趋势性减少，2017年之后压力将骤然加大

当需求下滑的时候，如果供给下滑的更快，市场自然不会失衡，劳动力市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劳动适龄人口，国际上通常以15-64岁为限。中国15-64岁人口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峰值，2014年首次出现净减少104万人的情况，如果就业参与率不变，则意味着就业市场减少了104万的供给，大幅减轻了失业的压力。而如果按照15-59岁的口径来看，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净减少，近三年累计净减少1074万人，这与此前三年净增加2863万人形成强烈反差。

往后看，未来5年劳动力净减少的压力将骤然加大，尤其是从2017年开始。10-59岁人口就是五年之后的劳动力适龄人口，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也已经从2012年开始进入净减少(近三年已经累计减少1345万)，这意味着未来5年劳动力的净减少将显著加大，尤其是从2017年开始(2012年+5年)。

劳动力适龄人口减少的主因是计划生育的影响开始显现，导致新形成的年轻劳动力减少。中国在90年代之后新生人口大幅下降，20年之后，自然造成了20多岁的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

过去我们总在担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迎刃而解。虽然2015年大学毕业人数依然达到创纪录的749万人，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大学毕业生的下降(剔除扩招因素可能早就开始下降了)。我们可以根据高中生的变化来预测。高中招生人数从2010年首次出现下降，这导致高中毕业生从2013年首次出现下降(减少49万人)，这意味着2017年(往后推4年)的大学毕业生可能开始出现下降。而从高中招生人数2010-2014年骤降288万人的趋势来看，2017年之后的大学毕业生下滑趋势将非常剧烈，到时候不仅不用担心大学生就业难，说不定要开始担心“大学生荒”了。

2、刘易斯拐点：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人口结构空心化

新的劳动力供给来自两方面，一是年龄成长带来的青年劳动力，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农民工。近年来不仅青年劳动力增长趋于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迎来“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农村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有几个迹象可以证明：

第一，农村人口总量明显减少，而且呈现“上有老、下有小”的空心化结构。与1995年的最高点相比，农村人口已减少28%，占总人口比重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82%下降到2014年的45%，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已由1978年的84%降到2013年的64%。农村和城市人口中间大的结构不同，农村人口现在呈现明显的“上有老、下有小”结构。农村人口中20-30岁人口占比不到8%，远低于城市的11%，而老人和儿童的占比却远高于城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和15岁以下儿童的占比分别在8%和10.4%左右，远高于城市6%和6.6%左右的水平。

第二，自2010年以来，全国农民工增速持续回落。截至2014年末，农民工总量增速、外出农民工增速和本地农民工增速分别比2010年回落3.5、4.2和2.4个百分点。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也和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速度缓慢、生活成本上升有关。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结束。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和6.8%。

3、产业结构变化：服务业成为就业蓄水池

中国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也是就业的一道重要防火墙。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绝对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一势头在2015年表现得更加明显，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到51.4%，全年有望首次超过50%，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8.9%。更准确的说，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工业主导的国家，而是第三产业主导。

一个年产值100万的工厂可能只需要四五个人操作机器，而一个年产值100万的餐厅可能四五十个人都忙不过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强于工业，且还在继续增强。据官方测算，2008年到2012年期间，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点，可以带动就业70万人，而同期第二产业增长一个点可带动61万人[1]。到了201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近两年数据测算得出，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左右[2]。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前些年我们GDP增长一个点带动城镇新增就业是100万多一点，而近几年增长一个点带动就业是150万人左右。[3]

往后看，我国服务业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十年可能吸纳超过5000万就业。我国第三产业51.4%的占比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这些国家2000年时的水平，未来提升空间巨大。假设第三产业和GDP的增速差保持在近年来的水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有望提升到60%，新吸纳的就业将超过5000万。

4、隐性失业：劳动力无法退出市场，降薪+缓薪+停薪+休假+推迟入职

一个工厂有两个10万年薪的工人，现在工厂要缩减10万的人工开支，一种方法是裁掉一名工人，另一种方法是把每个工人的年薪降到5万，前者是显性失业，而后者则是隐性失业。隐性失业是指员工被减少薪水、无薪休假、缩减工时、削减福利等弹性工作安排。

中国以国企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导致地方政府有动力遏制显性失业。例如，广西出台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20年底，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都可申请稳岗补贴。照此规定，广西贵港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经领到75万元的稳岗补贴。柳州市2015年度享受稳定就业岗位补贴政策的第一批93家企业，也已公示完毕，申请享受稳岗补贴的企业中规模最小的仅有2人，最大的上万人。

不管是调研还是公开的新闻报道来看，隐性失业的现象已经大量存在。很多传统工业企业虽然库存高企、产销下降、开工率不足，但是并未裁员，而是将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常见的手段有降薪、缓发工资、停薪留职、内部休假、推迟入职等。

(1)降薪。比如煤炭龙头神华集团于今年按全员工资总额的10%下调员工薪酬总额，中石油也传闻降薪15%。这还只是公开的基本薪酬，国企员工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奖金和各种福利津贴，而根据我们的了解，这块收入的下降更为严重，很多煤炭、钢铁、石化企业的员工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半。

(2)缓发工资。今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调研了85家煤企，发现有40家存在缓发和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3)停薪留职+内部休假，比如山西五大煤企之一的潞安集团特别公布《潞安集团员工停薪留职管理办法》和《潞安集团内部休假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在集团工作年限满5年、符合有关考核条件的员工可申请停薪留职，停薪留职起步期限不少于5年，到期可继续申请。工作年限须满1年满足条件的就可申请内部休假。

(4)推迟新员工入职。比如上海神开石化装备公司向部分已签约毕业生发出通知称，受国内外油价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效益受到巨大冲击，公司方面提出延迟一年入职或者解约的方案，近五成学生接受延迟入职。

5、隐性就业：很多就业领域没有进入GDP统计

中国的GDP总量是被明显低估的，很多没有计入GDP的领域也吸纳了大量就业，这部分就业自然也没有统计，我们可以称之为隐性就业。隐性就业的出现一是因为目前我们的税收体系仍然以流转税为主，企业的相对税负比较重，二是相关的监管审批过于繁琐，对于一般小企业来讲成本太高。

隐性就业随处可见，比如城市街头摆摊的小商贩，未登记的微商、微店以及家政服务等。以北京的家政服务为例。据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测算，北京家政服务员缺口达150万人。而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8月20日，北京市家政服务市场主体共4775户，每万人拥有家政服务主体为2.31人，且2011-2013年，每年退出数量多于新设数量。一方面，旺盛的市场需求显然与官方数据揭示的市场供给相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家政服务人员通过微信联系客户、上门服务，并通过微信支付获取报酬，属于典型的隐性就业。甚至一些挂靠中介的阿姨也会设法积累自己的熟人客户，绕开中介以免去中介费，一旦时机成熟，也会脱离中介，成为隐性就业者。

三、结论：失业水位攀升，但还不会漫过水池

如果把就业市场比作一个蓄水池，这几年之所以水位(失业率)一直稳稳的保持在警戒线之下，主要原因：一是池子越建越大(服务业吸纳就业增多)，二是悄悄新开了不少泄洪口(隐性失业+隐性就业)，三是流入池子的水越来越少(新增劳动力放缓)。

往后看三五年，虽然就业可能出现一定压力，但因为失业而触发大规模刺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十三五即将全面放开二胎，但从单独二胎的情况看，生育率可能低于预期，而且即便奏效，要形成劳动力至少要等到15年以后，到时经济早已过了几个周期。

(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将继续放缓。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转移速度会自然放缓，甚至出现农村劳动力回流。

(3)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型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传统工业的产能过剩和新兴服务业的供给不足并存，必然导致服务业的占比不断上升，如果达到发达国家60%以上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单服务业就有望吸纳超过5000万就业。

(4)经济体制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将继续存在。传统工业的国企现在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不太可能大破大立，而会想办法通过产能输出等方式创造新需求，比如一些钢铁企业已经开始到一带一路国家设新厂，又可以消化一部分就业压力。

作者：朱振鑫（ID：zhenxincass），民生证券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

实习生刘晓凯、张婉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