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0年的人治之后，1999年法治入宪，最终中国选择了法治之路，这是中国历史文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是就在法治入宪不久以后，“德治”的呼声却不绝于耳，主张德治与法治并行。这个所谓“德治”其实只人治的变种而已，德治不可提倡。
1．法治无需德治。从道德与法律的内容上来看，他们本来就是同出一源，其基本价值是相通、相容的，法律包容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法治本身就是良法之治，法治就是善治，所以，法治用不着德治。
2．道德无能为治。治理天下的规则，必须具有外在强制力，而道德作为社会规则缺乏这种强制力，它无能力承担起治理的任务，工具不适。
3．道德不当为治。道德解决的是良心问题，道德的自律性是道德存在的条件，德治其实是道德的工具化，强制化，这有违道德的属性。而且，由于德本身不能为治，不当为治，提倡“德治”本身是虚伪的表现，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普遍的虚伪，对道德本身构成危害。
4．道德不可为治。道德具有多元的特征，一旦作为治国工具，必然导致强者道德、大众道德的霸道，对小众或弱者道德构成压制，这与法治的平等原则相冲突，也与法治的目标：控制权力相冲突。因为德治使权力主体占据了“道德高地”，他们用会用强制力推行有利于自己的伪道德，使控制权力更加困难。
5．德治的前提是专制。将德治与法治相提并论的一个前提是，德治在法治之外，谁有能力在法治之外行使德治？只有法外之权，任何法外之权之治，其实质就是专制，人治，与法治相冲突。（注：题目为小编所改，感谢苏州大学周永坤教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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