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海洋律师，专于刑辩，执业于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13910977037，法务之家版权作品，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2017年8月4日早晨，贵州毕节，当地七星关公安分局抽调400余名警力，负责押解工作的所有警察、特战队员身着制服、头戴警帽，全副武装、统一佩戴枪支及单警装备,动用30余辆指挥车、运兵车、特战巡逻车，80余辆警用摩托车，1辆反恐装甲车和防暴水炮车，共押解100名犯罪嫌疑人从城区麻园路、清毕路等地段通往指认现场。

现场宣传标语中，“法治毕节”赫然在目。官方报道称，这是“集中指认”现场。请问百余人的犯罪现场能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案发地点吗?不是共同犯罪，办案人也不可能是同一个单位或同一个科室，缘何集中到一起指认犯罪现场?这样做的安全隐患有多大?动用这么多装备和警力，要花多少钱?意义何在?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法律人都知道，如此指认现场，与办案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典型的游街示众。

1979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明白划定对死刑违禁止游街示众。

1984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严防反动报刊利用我处决犯人进行造谣诬蔑的通知》中指出：“执行死刑不准游街示众”。

1986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又发出《关于执行死刑严禁游街示众的通知》，再次强调：“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特别是开放城市更要严加注意，以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

1988年6月1日，两高一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明确规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要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将犯法嫌疑人游街示众，是“文革”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是“文革”批斗会的典型特征之一。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该法保障人权的职能。将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同时也损害了其亲属的尊严，特别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发生负面影响。这么做，不仅对法治无益，对维护政府形象、树立司法机关权威没有好处，更会给西方反华势力以口实。这么做，会让整个社会产生恐惧。我们生活中常见，当小朋友不听话，你一说“警察来了”，马上就停止哭闹，这到底对警察来说是褒还是贬呢?如果警察是正义的化身，就不应该让人感到恐惧。

去年在毕节办案，深感当地司法环境之恶劣。如今毕节有关方面，公然以“法治毕节”为幌子，干着反法治的勾当，其效果是离法治越来越远。

记住，“法治”不是用法律来整治老百姓，“法治”的要义也不是首先要求公民守法，更不是恐吓百姓。“法治”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公权力，要求政府守法。中央下发多个文件推进依法治国，地方每天口口声声谈法治，怎么如此简单的道理，现在还整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