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盘锦警方因为律师把庭审视频发到网上，表达检察官庭审说话不对，就以寻衅滋事罪嫌疑，跑到外省去把律师刑拘到当地了。

我看这是有点小题大作了。本来说得不对，作个更正，道个歉也就算了。还去封口抓人，要判人家，就把问题激化，更加被动了。当然问题自会解决平息，勿容我多说。

（一）

我关心的是这个“寻衅滋事罪”怎么会成为封口抓人的“依据”，今后怎么来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现在想来，目前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似乎比以前的“流氓罪”口袋还大，装的更多，感觉实践中不太好把握，不容易取得共识。

“流氓罪”的适用主体，可以是所有人，包括各种官员和个人。流氓罪的评判标准，对是否是流氓行为，大体有一种社会的道德评判。如某人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我们共同的道德观念，严重不严重，该不该处罚？通常不难达成共识。

只是过去流氓罪适用时，存在三个毛病：一是把轻微行为甚至正常的接触、恋爱行为，硬认定为不道德而处罚。二是把轻微违法按犯罪处理。三是把犯罪按重罪处理。所以，流氓罪那个口袋罪，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就只能退出历史舞台了。

现在“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主体，不是所有人，基本上或主要是老百姓，又分两种：

一种是老百姓之间发生冲突，形成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这种情况一般容易掌握，也容易得到公正处理。

另外一种是官方针对老百姓的，就是用公权力来治理百姓的，这就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如同盘锦案。

在“官对民”的情况下，对于“寻衅滋事”的范围是没有共识的，甚至是相反的。如老百姓说我去企业或政府机关反映问题，官员说你是在寻衅滋事。老百姓说我是在依法维权，比如去讨个薪、抗个议、要求政府解决个啥等等，可是官员却说你是在寻衅滋事。由于解释权在官员手中，结果就只是官方说了算。

（二）

这种官民之间缺乏共识甚至相反标准的评判，受损害的就是老百姓。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合法与否，是不确定的，是不可预见的，这就没法形成公民权利保障的机制，这就不是法制社会的应有状态。

由于寻衅滋事罪的标准不明，随意解释空间很大，该罪不仅成为一个口袋罪，还可能成为一个圈套罪，请君入瓮。

例如某地一起劳资纠纷，被裁减的工人去围当地某部门，里面有人说，我们解决不了，暗示其到上级去反映，于是人们涌向上级某部门，然后，就说这是冲击重要敏感地方，以寻衅滋事罪嫌疑，把带头的几个人抓了。工人们懵了，有官人喊我们来，咋就犯罪了呢？

由此看来，今后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寻衅滋事罪可能会较多地运用于政府对民众的处理，是政府收拾某些人的利器。

在没有明确的法律标准时，罪与非罪之间，就在翻手之际；天使和魔鬼，也就在政策一纸之间。如同前段的教培机构，在教育部某文下发之前，还是合法经营；一纸红文下发后，有的地方就把教培作为扫黄打非的“打非”对象了。

这是可怕的。一个对行为预期不能确定的社会，对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当然首先是对老百姓不安全。然后也包括对所有官员不安全，今天你治人，明天人治你，因果循环，生生不息。

（三）

按照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理念，对政府的权力是要限制的，就是要严格防止权力被滥用。并且还有“民无法律禁止皆可为，官无法律授权皆不为”的阐明权力来源的标准话。

中国说权力来自人民这些话说得太多了，包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包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最近又有“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新说法。既然正确又感人，要保护“江山”，防止损害江山，那就要限制公权力。

由此，建议两高两部，在针对现实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共同对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和程序处理，再作出一些规定。这个规定在两院是司法解释，在两部属刑事政策规定，这是中国特色。

对于寻衅滋事罪，首先在实体的犯罪构成上，需要细化它的客观要件，即行为类型，让“寻衅滋事”真正成为一个法律概念。让社会所有公民一提到法律上的寻衅滋事，就知道它会有那些行为，达到哪种程度，产生哪些后果。必须把这些明确，成为官民共知的常识，避免任何人的随意解释。

由于这个罪的行为太生活化，或者说太琐碎，如果行为列举式都难以包容时，可以通过发布司法案例来进行指导，让一线司法人员理清界线，把好标准，正确适用，不枉不纵。

最后在适用程序上，由于寻衅滋事罪不是重罪，对于适用刑事拘留要慎重。如果没有继续发生的可能，一般就不必刑拘。或者虽然有继续发生的可能，但本人已经承诺不会继续其行为，大体也就不要刑拘了。

现在有的地方把刑拘当成施压和压服民众的手段，其实超越了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本旨。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