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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难扎根,农村回不去,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和出路

发布时间:2020-05-19      来源: 译文来源 | 思想潮    点击:

译者 | 罗欣

译文来源 | 思想潮

原文出处 | CHINA'S YOUTH 

作者 | XU HUI 许辉

(原文标题-Delivering on Migrant Futures in China)

 

2020年2月11日,青年学者许辉在CHINA’S YOUTH上刊发论文Delivering on Migrant Futures in China,关注上亿新生代农民工的最新生存境况和人生出路。思想潮独家编译,以飨读者。
 
以下为报告精要:
 

 

 

装配线上的“血汗工作”

 

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采用半自动生产,它允许没有任何技术的工人参与生产过程。在装配线上,半自动化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工执行任务的时间。

 

举个我曾在富士康工厂工作过的例子。在那里,一个工人的工作就是把数据电缆装在盒子里,这项工作5秒内就能完成,工人每天重复5000次,持续一天共2.5万秒,约7小时。

 

 

工人每两小时轮班休息10分钟。在工厂的12条生产线中,每条生产线都有一个工人在装数据线,他们只专注于眼前的内容,重复着单一、机械运动——捡起,放下,捡起,放下,一秒接一秒,日复一日。

 

这项工作不允许任何无关的想法,也不能原谅停顿或错误,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将会影响到后续的环节。

 

即使工厂生产过程符合要求,但装配线上的工人却被物化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技能,在高度专业化的工厂受不到任何的重视。

 

在这样的工厂, 每个工位之间相隔一两米,不允许说话或切换位置。未经管理者许可,任何人不得休息,使用厕所或结束工作。

 

在生产旺季,富士康的工人通常一个月内加班时间超过100小时。

 

如果工人工作太慢或实际工作量不符合每日配额,他们会受到训斥。不服从者甚至会被调离或开除。

 

 

对于富士康来说,这样的装配线工人普遍供应充足,相对容易更换。但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生产减产,富士康甚至动用了“实习生”。

 

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年纪还小,为了完成学分他们不得不进厂实习。

 

 

平台经济中的“工作博弈”

 

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新一代的农民工选择摆脱工厂,试图寻求更加自由,弹性的工作方式。据研究,农民工的工作从原来的流水线作业转向外卖行业,但外卖行业真的能提供自由、弹性的工作时间吗?

 

外卖骑手和互联网平台之间有三种雇佣模式:“独家配送模式”、“外包模式”和“众包模式”。 

 

 

对于独家配送模式,平台与骑手形成劳动雇佣关系,这意味着骑手全职工作,有固定的基本工资。

 

在外包模式中,平台直接招募骑手作为“派遣服务”提供者,即使骑手穿着送货制服,两者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

 

在众包模式下,与平台没有雇佣关系的骑手只需通过平台的应用程序界面注册。他们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抢订单,然后根据每份订单大小来获取相应的收益。

 

由于外卖配送平台垄断了终端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订购过程,骑手在配送费方面必须被动地接受平台的操作规则,如签署送货单等。

 

无论骑手的雇佣关系如何,平台对骑手的管理和控制都是基于平台的数据。骑手的平台数据包括送货地址、在线时间、订单交付、交货进度、客户评估等,平台使用这些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智能分配订单,并监控骑手的路线和进度。交付完成后,骑手必须向平台提交订单完成请求。

 

在这个过程中,骑手的自主权被剥夺了,他们失去了时间的控制权。

 

 

他们必须按照平台数据工作。平台精确地安排,不断缩短交付时间,要求骑手加快速度,从而提高效率。但这样的安排忽略了其他变量,如恶劣天气或交通拥堵。

 

无处不在的外卖小哥在街道上飞速窜过人们的视野,他们有时甚至开着倒车,闯红灯,即使说他们是潜在的马路杀手也不奇怪了。

 

近年来,由于送外卖造成的的交通意外不断增加。

 

2019年8月,当台风利奇马横扫上海时,外卖平台饿了么禁止员工休假。

 

据报道,一名骑手在被雨水淹没的道路上运送食物时触电身亡。

 

虽然骑手之间没有明显的竞争,但在平台各种潜在的激励制度下,公司通过制造一些小小的奖励诱导骑手付出更多的劳动。

 

数据系统中订单量不断增加,工作时间也无形中被延长。根据一些研究,送货员的平均日工作时间为11.4小时,已经达到了在制造业中的“汗水劳动”时间。

 

除了奖励制度,平台还设计了一套关键绩效指标(kpi)来规范骑手。

 

对于那些在个人着装、礼仪、行驶速度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人,都会受到处罚,而处罚通常是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被开除。

 

月度评估直接影响骑手的收入。在这些制度下,骑手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地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平台的条款,评估和惩罚。

 

对于骑手来说,“自由”的提议一开始似乎很诱人,但平台的管理越来越精明,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的界限变越来越模糊。在流水线的管理系统中,骑手不断地被监督和安排,他们没有真正的自由。

 

 

“日薪”工作者的生活

 

日本NHK广播公司于2018年发布了一部名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底层的生活”的纪录片,在中国及海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日薪工作”是指在劳动合同外从事的各种短期工作,其工资按每日或每小时计算,一般在工作完成后工资会立即支付给工人。

 

事实上,日薪工人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了,这样的市场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日薪工人中最著名的便是是所谓的“三和大神”,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在南方城市深圳的三和和海新的两个市场寻找日薪工作。

 

据估计,每天有100000名工人聚集在这些市场,其中大多数是20岁以下的男子。

 

白天的工作一般在凌晨4点左右开始。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等待工作,他们几个小时内就会被工作人员带走,坐公共汽车或者货车到各种工地。

 

这些日常工作通常包括在建筑工地或仓库当搬运工——搬运砖头、清理污水污泥或者搬运和分拣包裹。工资是每小时12-14元,一天的工作可以赚到一百来块。

 

 

虽然像三和这样的市场周围的生活环境不合标准,拥挤的房间和糟糕的食物,但农民工往往被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所吸引。

 

在三和住一晚15元,一碗面条只要5元,瓶装水很便宜,网吧每小时收费1.5元,一晚8元,一整天26元。

 

大多数做白班的人通过中介在三和这样的地方找工作,由于中介的工资取决于工人数量,他们往往夸大工资水平或在招聘工人时低估工作难度。

 

在工人们发现事情不像承诺的那样时,他们会试图离开工作岗位,但在由于他们的身份证寄存在中介那里,他们不得不完成工作。

 

为什么这些年轻移民在找不到体面工作的时候不回家呢?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农村地区发展不被重视,就业机会也不断减少。

 

此外,这些移民不再拥有农业技能和专门知识,对于移民青年来说,这是他们要共同面对的困境,他们既无法留在城市也无法回到家乡。

 

日薪工人等待海新信人才市场的开放 。许辉/拍摄

 

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31日,东莞成功申请了2698个”机器替代”专项资金项目,这些项目是国家为支持指定产业目标而提供的项目。东莞在制造业生产机械化方面投入了大约386亿元,新增设备76315台。

 

据报道,这些项目的完成使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50% ,单位生产成本下降了9.43%。

 

但是东莞的劳动力却减少了近20万。无论机械化是否是由于不愿从事流水线工作的农民工外流,还是农民工被“机器替代”所迫,最终的结果反映了政府角色的严重失衡。

 

虽然产业政策为企业提供了丰厚的补贴,但对农民工的职业再培训和发展,几乎没有给予关注,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护。随着这些农民工从制造业过渡到平台经济和日薪工作,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不稳定。

 

 

年轻一代农民工路在何方

 

年轻的农民工不仅面临着有利于资本的经济政策,而且还受到日益增长的自动化生产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监控的影响。

 

这意味着,如果社会政策和保护得不到改善,不稳定将持续成为年轻移民工人的常态,他们将面临持续的失业前景。高度不稳定的劳动形势关系到中国广泛的社会稳定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比如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好这一人群的利益;投入更多资源确保他们能够更加灵活以及合理地利用时间和劳动。

 

特别是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时期,更应该协助工人发展技能,以确保他们能找到收入稳定的工作。

 

最后,应重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帮助他们恢复自信和尊严。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即如何更好地帮助农民工融入他们正在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

 



(责任编辑: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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