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给出了“权力腐败”定律，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腐败”的定义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

而世界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对腐败的解释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

既然我们坚信阿克顿“权力腐败”定律是真理，为何面对来势汹涌的“腐败”却仍然束手无策呢？或者说，明知道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什么对权力的监督还那样无力甚至彻底失效呢？统治者是无力反腐，还是因为自身就是腐败的主体，“监守自盗”而不愿对自己开刀呢？

答案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种现象是可以肯定的，人类社会大行其道的“权力反腐”，却往往是越反越腐，前腐后继。

孟德斯鸠开出的药方为这种“权力反腐”作了理论背书，他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但是，根据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定律，制约权力的“权力”也必然导致腐败，难不成抑制腐败的出路就是“以腐败约束腐败”吗？

显然，单单依靠“权力反腐”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监督机制是难以有效的，甚至是失灵的。无论派下去多少大权在握的“钦差”“巡视”，终归是肉包子打狗，最后落得“钦差”“巡视”与被查巡官吏沆瀣一气，甚至造成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的局面，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人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必然会设法用其谋取私利，这是以“性恶论”为理论依据的解释，但有一点说不通：为什么人的贪婪本性在私权领域可以得到有效遏制，而在公共权力领域就不能得到遏制呢？

权力是怎样导致腐败的？公共权力是如何被滥用的呢？

“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自利”“公共职能的大范围垄断”以及“权力运行过程的高度封闭”是公共权力走向腐败的三个条件，其中任何一条被合法化，都足以使任何监督失灵，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自利是怎样被合法化的呢?

公共权力是代理私权而发生的权利，公共权力部门的代理利益应当通过法律事先约定，并根据代理效果进行给付。但现实中却是公共权力机关从来都是自己决定代理利益，使得公权代理利益被无限扩大，甚至远远超过了“公共利益”的边界。财富由国家控制，除了以救助的方式少量返还私人之外，其他统统属于统治集团的代理利益，统治集团以维护“公共利益”这个伟大而神圣的道德口号将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自利合法化。

公共职能的大范围垄断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国家公共职能的垄断地位主要依靠“公共管制权”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垄断作支撑。

在公共管制方面，政府部门被赋予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加强和放松管制，任何时候都有合法的理由，为寻租提供了绝对的机会。他们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努力增加行政许可事项，扩大管制范围，强化管制力度，

在公共服务方面，因为不直接以赢利为目的，给权力腐败留下了动力和空间。市场服务价格与公权机关提供的免费服务或者低价服务的价格差，就是腐败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某项公共服务被公权机关所垄断，它就同时垄断了相关的社会资源，使得通过市场提供同类服务的成本成倍增加，腐败的动力更强、空间更大。

因此，公共权力部门都有扩大公共服务范围的倾向。随着它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扩大,它集中的相关资源也就越多，也越有利于形成垄断。例如公共卫生事业，绝大部分优质资源都控制在主管部门，垄断地位牢不可破，腐败现象绝难根治。官僚权贵以“食厚禄”分肥国家资源，富裕到四体不勤，奢侈到“伐冰”存尸。

在许多国家，政权机关内部对于维护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达成了高度默契，给每一个公权机关以绝对的、排他的权力，国家强制力为这种垄断地位提供了保障。

公共权力运行为什么是封闭的?

一个开放的系统，便于进行监督。而对一个封闭的系统，外部监督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如果监督只停留在内部监督，连“与虎谋皮”都谈不上。

权力运行系统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权力意志开放程度和运行信息开放程度。如果什么都是掌权者说了算，而公众无决定权，或者说监督者不能影响决定，权力意志就是封闭的。

影响权力运行系统开放性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权力信息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政府资信不公开，人们无从知道政府决策的依据和真实过程。事后发布的消息都是经过精心加了工的，为满足法律和公众的要求掩盖了关键的部分，甚至于不惜伪造材料。对监督者而言，信息不完整、不真实，监督工作基本无法开展。

政府信息不充分开放有一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大家都清楚那个真正的理由是：里面有猫腻。

国家不应“以利为利”，官家不得“夺民之业”、不得与民争利”。一个不以“自利”“垄断”为目的、权力意志开放的朴实公共权力运行系统，只需要简单监督就能奏效，还能经得起最严厉巡查的审视。

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定律在这样理想的公共权力系统面前也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