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慎坤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学历等限制”，便是要为创业创新扫清障碍，实现“人的解放”，在谈及创业创新时总理感慨，“高手在民间，破茧就可以出蚕”。

按理说，“良禽择木而栖”，哪里创业环境好，人才自然就会流向哪里。可现实是，中国人被所谓户籍、学历牢牢捆绑着。有媒体报道“中介漫天要价北京户籍：来自于央企，一个指标100万”！外地人子女要想在北京上学，需要提供多达28个证件，在学历方面，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都存在诸多限制和歧视政策。即使是深圳这样的开放城市，目前对海外人才的引进，也要求所谓的高学历、掌握核心技术等等。

南方城市广州去年更是出台了一项令人诟骂的人口管制政策：大凡来广州的外地人过夜都要登记！出租屋主（包括以借住、寄住、直接受雇等方式容留来穗人员居住的屋主）在3个工作日内不报送来穗人员基本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两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有自用集体宿舍的用人单位3个工作日内不报送所雇用的来穗人员信息，由街镇来穗人员管理服务机构责令其改正，经教育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按每安排居住1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罚款总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

奥运之年，中国著名围棋选手马晓春九段发表“暂住证荒唐”的文章，抨击北京荒唐的“暂住证”制度。马晓春九段在文章中说出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想说的话。马晓春认为，暂住证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产物。他在北京已住了整整30年以上，如果不是在90年代有机会将户口转到北京，他这样在北京有30多年工作经历，在北京购有房产的人，在北京居然每年都要办一次暂住证，这实在是滑稽得不能再滑稽了！而围棋队里的古力和罗洗河等却不得不每年去办这样的暂住证。

马晓春抨击说，“说穿了，暂住证制度只是办证机关单方面获得利益，而持证人却毫无利益可图。同是中国公民，本应该可以自由流动，而现在北京人到上海，广州人到北京，上海人到广州等等居然还有要办暂住证居住证之说，想想都觉得可笑。”马晓春质疑，一个公民在一个地方工作，向当地税务部门纳税，因为户口不在当地，却得不到任何纳税人的权利，这样的制度合理吗？

尽管暂住证居住证对于持有者来说如同一张废纸，但每年还是不得不去办理，否则就会出现数年前罗洗河险些被治安联防人员带走的闹剧。只是对于一位棋手来说，对于一位合法公民来说，“暂住”在自己家里的荒唐闹剧并不会因为推出新的居住证制度而发生改变。

当今世界，仍然实行这种畸形户籍制度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自从前苏联把这种制度传播给社会主义兄弟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催生的暂住证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对构建和谐社会毫无意义，而且只有反效果。暂住证是对公民迁徒自由的莫大讽刺！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住在自已购买的房子里，只能是“暂住”，制定政策的官僚们完全无视民生现状和民意诉求，使这些荒唐的政策利益化制度化，并逐渐发展成为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城市推出所谓蓝印户口，以大城市户口为卖点，要求购买方通过购买房产等获取正式户口购买权，这是户口产业与房地产产业结合的怪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催生房地产热的一根导火索。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城市纷纷搭车上路，以1万元、2万元等等不同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城镇户口，一些大城市的户口“黑市”交易也应运而生，北京户籍如今突破100万元大关，不过是北京这个畸形市场的最新叫价。

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博士曾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讲社会正义，中国还是越来越有社会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问题是，这种可比奴隶制的户籍制度，因为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中国人仍然看不到改革或取消的希望，这才是非常可怕的现实。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呼吁取消户籍限制和学历限制，这是一件顺应民意深得民心的好政策，关键是谁来执行？如果指望那些早己麻木的利益集团，恐怕希望渺茫！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本该自由迁徒，学历更不能成为阻碍人才的门坎，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创业创新不单单是“精英”的事，也应该是每个“草根”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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