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问题，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已经明确宣布：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后，将要制定合同、物权、婚姻、继承、侵权责任等编。关于分则的体系，有人问是不是借鉴了德国民法典体系，实际上我们和德国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侵权责任和债法分离，所以实际上侵权责任单独一编，和德国民法典的体例是不一样的。这里特别用了一个“等”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张荣顺副主任在民法总则通过之后，在会议上一再强调，“等”字这个含义，就是说关于分则究竟制定几编，还没有最后定论。张荣顺副主任讲，也可能是七编，也可能是八编，究竟是多少编，也希望学者提出建议。我个人认为，这个“等”字确实值得研究，即使把这个“等”字去掉，民法典确定为六编。即使最后颁布通过了，它的体系未来还是需要与时俱进。
法国民法典曾经是三编制的代表，但是最近法国民法典修改突然增加了第四编，把担保单独成立一编。法国曾经是三编制的经典代表，但居然自己否认了三编制，这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变化。荷兰民法典通过之后，后来也新增加了好几编。
我个人认为，对民法典体系的研究和探讨永远是一个进行时。并不是说法典通过了，就终结对它的讨论，我认为我们作为学者还应当不断研究，这也是当前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问题。据我了解，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强烈呼吁要增加人格权编，而且态度非常坚定，正在拟定独立成编的建议稿。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的有关领导在有关座谈讨论会上都表示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最高人民法院同时还提出要增加知识产权、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作为两编。据我了解，知识产权法学会也强烈呼吁要增加知识产权编，认为民法典如果不把知识产权纳入进来，民法典本身就不能体现时代性，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民法学界好好研究。借这个机会我还是想谈一下，在民法总则通过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格权的立法，特别是呼吁制定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结合民法总则，我稍微谈一下：
首先，民法总则第二条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做了重大的改变，调换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顺序，民法调整的对象首先是人身关系，然后是财产关系。这个调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修改，而是突出了对人身关系调整的重要性，突出了民法对于人身关系的高度重视。人身关系主要是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身份关系将来在分则如婚姻家庭、继承中会有所体现，如果人格关系不能在分则里体现，那就不符合第二条的规定。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财产关系都已经独立成编，人格关系始终没有体现，这是有缺陷的。
第二，民法总则只用了三个条文来规定人格权，这实际上是为分则人格权独立成编预留空间。从近几十年，许多国家民法典的最新发展来看，虽然人格权没有独立成编，但都大大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护。有人认为，民法总则三个条文足够。但民法通则都用8个条文对人身权进行规定，民法通则颁行以来社会发展了30多年，但在我们的民法总则中仅三个条款进行规定。这是否体现进步?值得思考。当然，如果侵权责任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未尝不可。但是侵权责任法很难从人格权的确认等方面做出规定。
全国人大到目前为止只做了一个姓名权的立法解释，主要是对姓名权权利内容的限定解释。但这个立法解释不能放到侵权责任法里面，侵权责任法不可能包括此内容。那么我们对人格权的保护怎么能说是做到了全面的、完整的立法保护呢?
第三点，民法总则第一次规定了隐私权、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保护，但是还需要靠分则来进行完善。
其一，民法总则规定了隐私权三个字，但远远不够。21世纪是人格权的世纪，近几十年互联网高科技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利，但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就是给我们带来隐私权威胁。21世纪高科技的发展是技术的发展，但隐私权危险是巨大的威胁，对整个法律是最严重的挑战。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制定了系统、完善的隐私法，美国的隐私法非常完整;法国民法典第一次修改时就增加第九条，将对隐私的保护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从第九条可以看出当今时代对隐私的保护非常重要。仅仅隐私权三个字不能对其进行很好的保护，需要做大量的规定。
其二，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重大进步，但相关条文只是提到了个人信息的保护，并没有规定个人信息权，迄今为止，有92个国家通过专门法律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大多数国家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承认它是一种权利，那么就无法具体规定它的内容，无法将其与其他相关权利相区别，尤其是在未来专门性法律为其提供专门的保护。
有人说：个人信息保护通过行政法保护最恰当，最能够提升保护的位阶。大家都知道，个人信息保护最重要的是确认个人信息权为一项民事权利。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是最有效的方法，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信息安全维护，比如网站或其他机构收集到我们的个人信息之后，有必要采取合理的防护手段，维护我们的信息安全。然而这种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维护完全由政府来做是很困难的，因为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最好的办法是，赋予个人一定的权利，同时为保管信息的主体设定相应的义务，一旦权利人发现信息安全与义务人所采取的措施不符，有重大的信息安全隐患，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义务人请求消除隐患。我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信息保护方式。通过政府进行保护，虽不能说毫无作用，但很可能收效甚微。这就需要我们民法详细规定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内容。
其三，民法规定了数据的保护，然而，对于数据权利究竟系何种权利，尤其是数据中所包括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并没有详细说明。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已进入大数据时代，许多机构的主要业务就是收集并处理大量敏感个人信息，然而这里隐藏了许多个人隐私及信息安全的风险。有些人认为，通过匿名化处理，对敏感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就能很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我认为，技术手段的进步，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个人究竟对数据享有何种权利，尤其是对其中的信息和隐私享有何种类型的权利，这是我们人格权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若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大数据的开发将会带来无法掌控的危险。现在许多地方开始建立智慧城市，需要开放数据，然而哪些数据可以开放，哪些数据不宜开放，同样涉及到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
《民法总则》规定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人格尊严构成了所有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它也构成了所有民事权利保护的价值基础。如今改革开放已逾三十年，我们经济总量也已跃升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已经解决，让每一个人吃得饱、穿得暖，让每一个人活得有尊严，这是人民群众向往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法典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应当加强人格权保护的力度，尽量充实人格权保护的规则，尽可能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使人格权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文系王利明教授在民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上的主题发言，内容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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