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团结湖参考”

　　许多做突发新闻和调查报道的记者，内心都会遭遇一种纠结。碰到大的事件，他们会很兴奋，因为能有机会大显身手。但同时，这样的事件总会伴随生命的陨落或者普通人命运的跌宕，让人痛心。新闻热点过去，事件会被公众忘记，活着的人还得将人生继续。

　　河北肃宁公安局政委薛永清在枪击案中牺牲，几乎一天后的同一时间，他的妻子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用河北警方某高级警官的诗句来说，“你只是纵身一跃，就完成了一段传奇”。薛妻这番惨烈举动的原因，除了外界赋予的“殉情”，应该还有她对未来生活绝望到了极致。肃宁这个事情迟早会消失在公众眼界，可还有更多普通警察和家属们在继续忍受苦与累。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况，需要得到重视。

　　死去不易，活着更难。这是学者研究农村自杀问题的感触，但先前针对的基本都是老年人。没想到，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的4名留守儿童，6月9日晚在家中服用农药身亡。当时的具体情形现在已经无从知晓，新华社记者了解到，警方的初步结论是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七星关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此前表示，孩子家中有1000多斤玉米，几十斤腊肉，甚至还有3000多元存款，以此澄清“儿童自杀是因为生活困难”的传言。

　　孩子们喝农药的原因并不是生活缺乏保障，当地政府似乎可以松口气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很严重，根据研究人员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贵州和安徽两地，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12.88%和20%。一个走向暮年的老人自杀，还不难理解。可尚未绽放的花朵，却过早的自我凋零，该是遇到怎样的寒流，发生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变故?有报道说，毕节的这4个孩子遭遇过家暴，性格孤僻。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仅仅因为贫困而想走上绝路，倒还好办，毕竟用钱就能解决。症结如果出在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危机，事态就更为严重和复杂。

　　“怎么又是毕节”，这两天，毕节市相关领导的脸可能会发烫，耳边响起“啪啪”声。3年前的冷雨夜，还是在七星关区，5个留守儿童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全部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当时的毕节市长痛心疾首，布置了很多应对措施。根据当地官网的信息，毕节市从上往下都动了起来，比如排查建档、控辍保学、实行代理家长制度等。七星关区民政部门甚至对留守儿童“包保到人”，实行24小时轮流管理看护。效果怎样，已经不用我再多说。

　　这种突发事件之后的突击表态，耳熟能详。在应对新闻热点带来的舆情危机时，地方政府如果仅仅“对事不对人”，为的只是给外界和上级一个交代，缺乏面向底层的人文关怀，就只会就事论事。一旦新闻事件过去，种种部署和安排都必然形同虚设。

　　包括前面说的两起事件在内，这几年毕节深陷留守儿童的“魔咒”。比如，2013年12月，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2014年4月，毕节又曝出多名小学生被老师强暴，其中大多受害者也是留守儿童。毕节究竟怎么了?还有多少地方也存在毕节的问题?

　　说起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毕节，这个革命老区身上最显眼的关键词是“贫困”，处于喀斯特地形区域，身患“生态癌症”，典型的“穷山恶水”。它还有个特殊的身份——毕节试验区，除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外，控制人口是主要任务之一。像毕节这样的地方，贫穷并且自然条件差，本地经济发展很难。人口多，劳动力过剩，外出打工就成了不二选择。目前情况下，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不易缩减。城乡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短期内很难缩小。想让打工的农民回乡，基本不可能;让子女跟着一起出去，现实条件又不允许。各地留守儿童大批存在的现象，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有研究者认为，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入学门槛，让儿童能够和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这些方面的举措，已经超出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范围，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这么干，这个建议需要得到“顶层设计”。

　　除此之外，还得考虑到一个现实状况：假若这些制度性问题都解决了，打工的家长也未必愿意带着孩子一起生活。他们本来就想赚取高工资收入和低生活成本的差额，负担不了多名子女在城里的各种开支。虽然治标不治本，在没找到更好办法之前，眼下要应对留守儿童的各种问题，基层政府和村社组织仍是主力。物质保障是个前提，心理抚慰和教育轻视不得。这一轮新闻热点会很快过去，毕节的官员们得记住：对事，更要对人。

　　经历前一个夜晚的雷电暴雨之后，昨天的北京城清澈明亮。歌词里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对于个体生命的社会保障而言，总要经历风雨才能看到彩虹，代价未免太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