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而对于人口大国中国来说，长期以来，人口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曾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今，当人口数量增长渐缓之时，人口结构问题更值得重视。

　　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关乎人口结构，有城乡之分、男女之分、老幼之分；也有地区之别、民族之别、受教育程度之别……其中，城乡结构与年龄结构，前者直接挂钩新型城镇化，后者影响着未来人口政策的变动——两者均可谓当前的热点之热点。

　　城乡结构：

　　留守的有保障，同城的同待遇——农民工方能真正融入

　　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今年布置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然而，融入有多难，过去的历史可鉴。

　　从改革开放初的9亿农民到2014年的6亿，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市民更多”的国家。但数字上的城乡结构逆转，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故事。某种程度上，“农民工”这一称谓就折射了这一群体的尴尬处境——进入城市，却抛不掉农民身份；住在城里，却享受不到同城待遇。

　　该如何解决“融入”问题？笔者以为，应从输入地、输出地和输入通道三个方面三管齐下。

　　输入地，即农民工最终落脚的城市。输入地助力“融入”的关键是解决同城待遇问题，这也是过去政策的主要发力点。但难以跨越的户籍鸿沟，使得农民工在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上始终难以向城镇居民看齐。因此，去年时隔17年重启的户籍改革，首先取消了户籍的“农”与“非农”之分，去除了形式上的不平等；并希望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逐步解决实质上的不公平。

　　而伴随着同城待遇的逐渐改善，又出现了“都市乡民”问题。“都市乡民”指的是进入城市生活、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但没有完成人格和生活方式转型的进城农民，是城市性滞后于城市化的结果。而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应该是既有人口上的城市化，又有人格上的城市性。

　　输出地，即农民工最初出发的乡村。留在这里的亲人，是农民工们的思念。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约有5000万，留守儿童则超过了6000万——这些老人与儿童，成为农民工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输出地助力“融入”的重点是解决后顾之忧。

　　目前，对待这一群体，政策多从加强保障入手。如针对空巢老人，宣传落实优待政策、拓宽农村集中供养范围、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等；针对留守儿童，解决其入学问题、发挥农村学校的关心和监护作用等。除此之外，鼓励全社会关爱这部分群体，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子女”与“父母”角色缺失带来的不安。

　　输入通道，即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距离”。其中，有形的距离是交通。如果交通足够便利，农村与城市间的来往足够畅通，那么农民工们融入城市的代价就会变小——不仅平时回家探亲方便了，而且想退出城市或者换一个城市也没那么困难。无形的距离则是心理。如前所述，即便进入城市也仍存在“都市乡民”难题，即便全社会的关爱也代替不了至亲之间的沟通。

　　说到底，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一起”。于是，培育新生中小城市，让农民就地城镇化；鼓励农民返乡创业，推动中西部城镇化……都成为了促“融入”的新思路。而终极奥义，则是未来，农村将去掉“农”字直接为“村”。而“村”，只不过是和城市一样的人类居住点。到那个时候，“市民融入村”和“农民融入城”一样，稀松平常。

　　年龄结构：

　　老龄社会弥重，人口政策初变——人口红利留不住，人才红利补

　　在“单独二孩”之后，“普遍二孩”还有多远？这是一个审慎而敏感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人口问题的凸显，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年龄结构的变化。

　　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成为统计公报的内容之一。当年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我国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2.89%；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96%。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前者比重下降了4.80个百分点，后者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

　　10年后，差距进一步拉大。2010年第六次也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中，0~14岁人口占比下降至总人口的16.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为总人口的8.87%。伴随着前者的持续下降和后者的持续上升，未来中国将成为一个垂垂老矣的大国。

　　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构成的老龄社会，带来的压力已经显现。比如：日益攀升的养老金保值增值压力，如果无法合适增值，空账情况将愈发严重；早年未考虑太多养老需求的住宅，因为缺少电梯等辅助设备，令老年人居住起来痛苦不堪；从全社会来看，由于需要供养的老人多了，年轻人的压力相应也就更重了……

　　当然，压力会带来动力。比如推动制度变革，加快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推动城市更新，增加更多人性化的助老设施等。老龄社会也不全是挑战，还有机遇并存。房地产业、IT业、医疗健康业、旅游业等各行各业均在关注老年人这一崛起的市场，并考虑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可否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

　　由越来越少的孩子组成的既往趋势，可以经由政策得到扭转吗？去年，“单独二孩”政策千呼万唤始出来。目前，已有北京、浙江等多个省市公布了政策实施以来的统计监测状况。如北京，截至2014年底已有3万对“单独”夫妇提交了再生育申请；而浙江的数据更新一些——截至今年5月底，浙江出生了近5万个“单独二孩”宝宝。然而，3万也好，5万也好，都远低于预测峰值，基本上处于一个被“腰斩”的水平。

　　不过，这未必意味着长期内会持续这一趋势。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有差距，更有时差。从长远来看，随着“单独”夫妇们做好心理和生理上的准备，生育数量也许会有所增长。为此，相应的医疗、教育条件等必须尽快跟上。但短时间内，依靠这一政策来增加人口红利并不现实。

　　事实上，人口红利已经到了警戒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因此，诸如产业结构调整、延迟退休、提升劳动力技能等一系列应对措施正加速进入政府决策，或已处于改版升级中。而长久以来挂在中国人嘴上的“人口红利”一词，也在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当然，“人才”是多类型的人才，专业的研发人才要有，技能型人才亦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