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微小的工资差距掩盖了真实的收入不平等——住房面积的差异。领导干部住房的官方标准超过 90 平米，而普通工人家庭的官方标准仅为 42 平米。

国家 GDP 连年快速增长，你的收入实际上涨了多少？比起其他人，你的经济地位实际上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找到一套合适的收入衡量标准。社会学家宋曦和谢宇指出，相对于工资水平，住房面积可以更好地衡量中国近几十年来收入分配的变迁。通过对全国性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政治背景（如干部身份）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不断减小，而市场化因素（如教育经历）越来越能决定你是否能住上大房子。

社会学家倪志伟在 1989 年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预测，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对于社会而言，市场将逐渐代替政治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对于个人而言，人力资本将代替政治背景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

然而，这一理论被提出来后，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参见政见团队之前对这一争论的详细介绍）。对倪志伟的反驳往往是基于从实证数据中发现的相反结论，即：政治权力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减小。

芝加哥大学的宋曦和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指出，这些争论产生的根源可能只是因为衡量资源分配的标准弄错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平均主义和刻板教条的影响，人们帐面上的工资差距很小。基于人们的工资数据，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1970 年代末为 0.16 左右，在 1990 年代超过 0.3 ，在 2010 年超过 0.53。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分配真的有那么平等吗？

两位研究者指出，微小的工资差距掩盖了计划经济时代真实的收入不平等——住房面积的差异。当时的主要资源分配方式并非是帐面上的工资收入，而是具体的实物或服务，其中最具价值的就是公共住房。一个人的住房面积取决于工作单位和他/她本人的行政级别。例如，领导干部住房的官方标准超过 90 平米，而普通工人家庭的官方标准仅为 42 平米。这种地位差异是巨大的，尽管他们帐面上的工资差距并不大。

到了 1980 年代，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鼓励劳动力流动，中国开启了住房商品化改革。1988 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城市住房会议，批准职工从单位购买已经建成的公共住房。1998 年，国务院下令全部国有单位停止为职工建设任何新的公共住房，但可以为愿意购买既有公共住房的职工提供补贴，并鼓励职工直接从市场购买新的商品房。这些措施的结果是，市场逐渐成为了提供住房的主力军：在 1986 年市场只供给了 13% 的住房，而在 2006 年提供了 72% 的住房。由于市场为住房都提供了价格标准，因而住房愈发成为显性的财富象征。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住房不平等情况并未改善，只是受益人口的构成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新时期，影响住房面积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哪些人会获得更多的住房面积？两位学者对 1988、1955 和 2002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家庭总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不断增大，而在政府工作和干部身份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不断减小。因此，该研究似乎为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但是该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值得进一步检验。首先，设计指标的效度有限。“房子” 之间的差异并不只反映在家庭住房面积，还包括住房套数和住房价格。其次，时间上，该研究结论暂时只适用于 2002 年以前。2003 年以后房价暴涨，限制了普通人的购房机会，而特权家庭则可以成功投资购房，方式包括利用政治资源获得更多的折扣、更方便的银行贷款、内部消息，甚至是通过卖出之前的公共住房来取得投资资本。最后，空间上，研究数据只覆盖了城市，并未包含农村，因而不一定能反映农村的经济分化情况。

简言之，该研究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思路，但并未终结有关中国市场化转型的争论，我们需要更新更全面的微观数据作进一步分析。

Song, X., & Xie, Y. (2014).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 revisited: Changing regimes of hou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88-2002. Sociological Science, 1, 277-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