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明康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前主席
陈永伟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 (2016年3月9日)
本文为亚布力论坛研究报告《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精要版
目前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非市场力量主要有四种:行政垄断、城乡分隔、制度缺失和再分配措施的缺陷。为了破解收入分配的难题,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改革,破解旧体制遗留的各类障碍,让市场更为有效地运作。
一、我国收入不平等演化的基本特征
二、两类不平等:理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框架
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一)引发收入差距扩大的非市场原因
总体来说,目前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非市场力量主要有四种:行政垄断、城乡分隔、制度缺失和再分配措施的缺陷。
第一,我国部分行业的行政垄断仍没有打破,这造成了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
目前,我国的不少行业例如金融、电信、能源等,都存在着行政垄断问题。行政垄断的存在会从三个方面让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恶化:首先,行政垄断的行业可以借助政策扶持等非市场力量迅速占领市场,从而保证超额收入;其次,行政垄断行业可以利用定价机制推高行业收入;最后,由于这些垄断行业的寻租空间巨大而监管却相对困难,因此容易滋生大量的“灰色收入”。以上三方面原因的叠加,造成了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远远高于竞争性行业的员工,并由此带来了居高不下的行业间收入差异。
第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隔、区域分隔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这造成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
尽管从趋势上看,我国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但其差距依然较大,而这一差距的持续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户籍制度迟迟未得到根本性改革,城乡分隔、区域分隔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打破。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户籍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户籍制度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阻碍了低收入群体通过流动改善收入的可能性;其次,户籍制度造成了不同劳动者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不均等,事实上进一步增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户籍制度也成为了劳动力歧视的重要来源,给务工人员带来了额外的就业成本。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户籍制度事实上已成为了阻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进一步缩小的最大制度障碍。
第三,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缺失会造成大量的寻租机会,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阶段。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制度的缺陷及漏洞,这就会为寻租留下巨大空间,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具体来说,体制转轨中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双轨制。从初衷上看,双轨制的提出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而推出的过渡性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寻租和套利空间,从而为一些人获取“灰色收入”创造机会。其次是内部人控制问题。在转轨的过程中,大批大中型企业都进行了公司化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大中型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的局面,甚至出现外部人通过暗持股份进行控制的局面。因此,在这些企业的收入分配过程中,管理层和“实际”控制人就占据了主动的地位,广大职工只能被动地接受对自己的薪酬安排。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这些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变得不可避免。
第四,在再分配过程中,我国也存在不少制度缺陷,这导致了收入分配难以趋于合理。
再分配,或者说二次分配,是纠正初次分配中的缺陷,让收入分配趋于合理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二次分配体系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缺陷,这就导致了二次分配不能完成既定目标,不能有效达到限制收入差距、保证收入平等的作用。
首先是税收制度上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税收体制是以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为主体的,而收入税的比例则较低,这种税收构成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另一方面,在所得税的设计和征收上,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现实中,高收入者往往更容易避税,而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缴纳所得税的最主要人群,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逆向的收入分配调节。
其次是转移支付的问题。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限制了其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功能的发挥。其一,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转移支付总额还较低,而用于实现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则更是不足;其二,转移支付的结构和功能也依然有待优化。许多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有明确的指向,因而影响了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地区间协调发展等重要功能的发挥;其三,转移支付形式上的问题也限制了其收入调节作用的发挥,税收返还等形式的转移支付非但不能缩小区域收入差异,反而会加大收入差距。
(二)引发收入差距扩大的市场原因
引发收入差距扩大的市场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本质可能会让一些人的收入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
根据市场的运作规律,人们能获得的收入根本上是由其所能作出的贡献,或者说其生产率决定的。因此一些健康状况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学习、工作能力较差的人群注定会处于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产业结构升级迅速的今天,大批来自农村,或者被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淘汰的人员,难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即使变换工作岗位,仍难以掌握相应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失业风险。即使加以扶助,这部分人的收入仍会相对低下。
第二,贫富分化可能会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让收入差距和社会层级固化。
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使收入分配状况固化:其一,相对于低收入者,高收入人群可能具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获取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其二,高收入者的子女通常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从而会将收入不平等通过教育进行代际传递;其三,不同收入群体在社会关系上也会存在很大不同,这种差异也会造成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的存在,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就可能出现,整个社会阶层和收入分配格局就有可能趋向于固化。
第三,创新活动在带来巨大动力和贡献的同时,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失业等问题,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四、应对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打破行政垄断。
第二,应当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隔和区域分隔。
对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最终打破城乡分隔和区域分隔的关键,也是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最关键一步。考虑到改革的可行性,我们建议变一步到位的户籍获取为逐步获取公共福利。当外来人口达到了一定的条件后,可以逐步给予其医疗、教育、养老等本地福利待遇,这样户籍所附带的一揽子福利就会被逐步剥离开来,其本身的价值也会逐步减小,最终消失。我们认为,相对于现在不少地方推行的积分落户措施,这种逐步获取福利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引导外来人口本地化的有序进行。
第三,应当加快制度建设,杜绝寻租和灰色收入。
第四,应当推进税收制度的改革,用税收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第五,应当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促进全国范围内保障体系的整合。
第六,应当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公平化。
第七,应当加强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