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日起，安徽安庆市宣布进行一项殡葬改革，全面实施火化，6月1日全面实施。为此，各区县以低价收回群众预备的棺材，予以毁坏。据《东方早报》5月23日报道，多位高龄群众无法接受这一改革，而在6月1日前自杀身亡。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海内外网络舆论哗然，多家媒体对此已提出严肃批评。笔者发出一封公开举报信，向正在安庆巡视的安徽省委第二巡视组举报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市长魏晓明违反群众路线、粗暴推行殡葬改革、导致高龄群众自杀的不当行为，但没有任何回音。

　　凡此复杂事态清楚表明：对平坟、对毁棺，地方官员底气十足，他们相信，自己的政策实具有足够充分的政策与意识形态之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来自“殡葬改革”。其理念和政策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实施至今，“其基本特征和任务是改革落后的遗体处理方法和封建迷信的祭奠礼俗, 倡导节俭、科学、文明、健康的丧葬方式和殡葬礼仪，节约土地、保护资源。它既是对殡葬活动的物质技术推进，又是移风易俗的社会变革。”具体政策措施则是逐渐废除土葬，以倡导和强制两种手段推动火葬。也正是根据这一政策，几十年来，各地政府平坟运动此起彼伏，规模大小不等。

　　然而，形成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时代的“殡葬改革”，到今天，是否还具有文化和政治上的正当性?本文将殡葬改革置于中国文化全面复兴的脉络中予以反思，并认为，应当尊重国民之信仰自由和传统习俗，放弃殡葬改革理念和政策。

　　生命、信仰与墓葬习俗

　　华夏族群，也即构成今日国民之主体的汉族，很早就采用殓棺、土葬之俗，以安顿死者。《白虎通义·崩薨篇》引用已佚之《礼·檀弓》，用很简短的语言描述了三代丧葬之礼的大略：“死于牖下，沐浴于中溜，饭含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阶，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

　　这一系列丧葬之礼，立基于华夏族群对于生命、死亡的理解。《礼记·郊特牲篇》概括为：“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尚书·泰誓上篇》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又《周易·系辞》：“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者，天也;坤者，地也。人禀天之气而生，天之气凝定于人为神，为灵。气是生命之本源，故中国人相信，气绝即为人亡，咽气就是死亡。人得地之养而成形，是为肉体。神、形相合而为具有完整生命力的人。人死，则神、形分离，并各自归于其自来处：神气发扬，上归于天;形体弊坏，下归于地。

　　由这样的生命观、生死观，形成了华夏族群的丧葬之礼。其中的关键就是全尸葬入于土，由此而有棺、椁、坟、墓之制。《白虎通义·崩薨篇》中一段话：

　　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恶也，不欲令孝子见其毁坏也。棺之为言完，所以载尸令完全也;椁之为言廓，所以开廓辟土，无令迫棺也。

　　人死之后，神、形分离，无神之尸体必然败坏，子孙不忍见此情形，故盛之以棺椁，尽可能保全尸体。墓的功能则在于掩藏尸体：

　　崩、薨别号，至墓同，何也?时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义，贵贱同。葬之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于阴，含阳光，死始入地，归所与也。

　　土葬之大义在于，人得自于大地的形体重归其所自来处，而完成生命的一次圆满循环。

　　然而，何必全尸?上引《祭义篇》中孔子所说的一句话有所说明：“合鬼与神，教之至也”。郑玄注：“合鬼、神而祭之，圣人之教致之也”。孔颖达疏：“人之死，其神与形体分散各别。圣人以生存之时神、形和合，今虽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圣人设教兴致之，令其如此也。”[2]全尸入土，则生者相信，逝者神、形俱在，神气有所依附，则不至于消散，故可致神而祭之。

　　有墓则需有坟。《礼记·檀弓上篇》记载孔子的故事：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坟、墓是有区别的，墓的功能是埋葬，坟的功能是标识。在流动性较大的社会，坟头就异常重要，它有利于远游的人们标识祖先埋葬之处，而在归来时祭祀。孔子以来的社会，都具有较高流动性，于是，封坟就成为一项广泛流行的习俗。今日中国社会则处于流动性极高的状态，大量人口迁徙他处工作或者生活。在这种社会状态，封坟就十分必要。这个坟头显示着祖先的存在，这个坟头就是游子心灵寄托之处。平坟也就切断了游子与其家乡的联系，祖先固然成为孤魂游鬼，游子的生命也失去时间的深度，匮乏永恒的期许，而归于浅薄和浮荡。

　　墓葬之社会功能

　　孔子所说的“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之礼，皆以华夏族群的生死观为本。而包括墓葬及依托墓葬的各种礼，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与社会功能。

　　第一，墓地是践行祖先崇拜之礼的重要场所，可以安顿人心，养成国民的“敬”心。

　　至少从宋代以来，墓地在祖先崇拜体系中的地位，比起古代大幅度提高，而成为至关重要的祖先崇拜场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祠堂在遭遇20世纪中期的大毁坏之后没有恢复，墓祭就成为最为重要的祖先祭祀之所。

　　不管是庙祭，还是墓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功能，也即《论语·学而篇》所记：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对逝者“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敦厚民心，改善风俗。其中的关键在于，礼葬、礼祭可养成民众之“敬”心。中国人并不从哲学上追究神灵是否真实存在，如“心诚则灵”这样的俗语所表明的，重要的是祭祀者敬之心态，“祭如在，祭神如身在”的根本也在于生者之敬。由此敬，而与神灵交接。祭神之敬是最高程度的敬，也是敬的大本大源。每年特定时间重复这样的礼仪，民众的精神就定期收到净化、提升，长此以往，则养成敬心。而圣贤早就指出，敬是一切德行的基底。没有敬，人心放逸，身体放纵，则不可能有任何德行。

　　第二，墓葬之礼守护、维系着中国价值。

　　《孟子·滕文公上篇》记载，孟子以人类学的思考方式解释墓葬之礼的起源。在孟子看来，盛之以棺，埋之于土，本来就是子女仁心发动之结果。四时祭祀也体现了“事死者如事生”之仁心。孔子认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乃是孝敬父母的重要形态，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礼制所要求的葬就是全尸、盛棺、葬于土中，并封坟植树。如此，孝子才能心安。由此，孝子对仁有深刻的自觉，仁心成长，进而有仁义礼智廉耻等德行，尽管其程度不等。这样的美德乃是人们合作互助、社会维持秩序的关键。

　　也就是说，圣贤以坟墓为中国价值的教化之具。古代如此，在庙制不复存在的今世，更是如此。没有坟墓，如果再没有宗祠，民众就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教化之所，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中国核心价值的根基也就遭到动摇。

　　第三，墓葬之制解决了华夏族群对于死亡的焦虑。

　　死亡的焦虑，生与死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需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宗教就是部分地为因应此一焦虑而生。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死的焦虑，生就没有意义，人就会放纵自己，秩序就会解体。所以，《礼运篇》论礼制之运转，以前面所引“夫礼之初”那一段开始。圣贤指出，最早、也最为重要的礼就是死之礼，也即孔子所说的“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华夏族群始终有这样的信仰：人生而合神、形，死后神、形分离，神气上升，可与先人之神气相见，并和乐融融。同样，子孙后代也会常来祭奠自己，与自己相见。而人的神气当有所归依，坟墓就是归依之处。合族而葬，则族人神气也聚于一处，如同生时合族而居。没有坟墓，神气就成为孤魂游鬼。所以，自古以来，代有克服万难、收骨归葬之义举。

　　凡此种种构成了华夏族群的祖先崇拜信仰，它有效解决了华夏人的生死焦虑问题，并赋予世间短暂生命以永恒意义。可以说，祖先崇拜信仰是华夏族群最古老、最朴素、最广泛、最深厚、也最强大的信仰。

　　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当有意义的文化现象：在农村，许多老年人甚至是中年人早早准备好自己的棺材。老人们怀着宗教般的热忱或谈论或亲手制作自己的棺材。在这里，对于死亡，人们没有一点恐惧。人们相信，自己死后神气仍与家人在一起，前可见到先人，后可得到子孙的照顾。如此，又有何恐惧?因为他们没有死的恐惧，他们的生是平静而自律的。相反，在城市，尤其是在接受过教育的人群中，祖先信仰弱化，其对死亡的焦虑、恐惧就比较严重。而导致这种信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殡葬改革，及其背后的物质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