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慎坤

藏富于民是历朝历代老百姓的理想，可是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富不过三代，在一个财富都带着原罪的国家，藏富的结果往往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60多年前的地产资本家因为藏富，能活下来就算最大的幸运，当今许多贪官只要一抄家，就是成吨成车的现金财宝。只有熟稔世事的聪明人才会未雨绸缪，不声不响把巨额财富转移到境外，特别是转移到哪些保护私有财产尊重人权的国家。

世界银行早就估计, 从发展中国家非法流出的资金大约有60%的是属于商业逃税。其他情况还包括，腐败官员利用避税天堂，掩盖他们通过贿赂和非法活动获得的钱财。而国内频频曝光的大案要案也告诉我们，权贵们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资金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无论大官小官大富小富都在纷纷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他们在拚命掏空中国的同时，也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留给了千千万万无奈又无助的老百姓。

有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0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下降到50%，而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7%。同一时期，美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韩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

财经专家质疑中国GDP几乎一半不知去向。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1年的15%降低到2005年的11%；而发达国家民众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是一块基本完整的蛋糕。比如美国，2015年美国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2万亿美元，占当年GDP数字16.2万亿美元的65%左右；而美国联邦税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大约是35%左右。

中国的GDP数字非常奇特，政府财政收入和全民收入相加，构不成一块完整的蛋糕。缺失的部分哪里去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人均5.2万元（约8500美元）。

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52217亿元，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32547亿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按常住地分，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

尽管无法准确测算国民收入总额，但GDP总量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总收入是不争的事实，其中至少十万亿财富不知去向，财政收入、老百姓收入和GDP总数之间，数字不匹配和不对称，要么是GDP数字造假，要么是被既得利益集团吞噬了，要么是被权贵们肆意挥霍了。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投资中，过去十年，至少有10万亿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流入到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境内外的私囊之中。

而所谓的灰色收入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观察灰色收入，王小鲁前几年的报告披露：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2013年9月，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晓茹，根据一项覆盖很广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初步推算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分析发现灰色收入正向中高收入阶层蔓延，说明腐败对于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中国社会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严重问题。

这种趋势说明国民收入总量中来源不明的收入在继续增加，通过隐秘的途径流向少数人的口袋，其主要部分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通过正常途径取得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而往往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其他类型寻租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混乱，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统计结果也说明中国的灰色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之大，已到了惊人的地步。有学者估计甚至超过GDP的20%以上。灰色收入比重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本身不公平不透明，还有一个原因是税务部门监管征收失常，对巨额灰色收入放任不管，而对工薪阶层却分毫不让，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未来中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权稳定，而各种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所得税法已成为真正的工资税和薪金税，税负痛苦指数是越来越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富人的所得税、遗产税几乎占到税收总额的半壁江山甚至更高，中国却是空白。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严重的阶层断裂和贫富悬殊，所有的游戏规则被利益集团所把持，一旦利益利团主导公共政策、控制经济资源配置，权贵资本就会大行其道，公众利益就得不到任何保护。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矛盾困难很多，但再困难也不会比1935年的美国困难。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接手千疮百孔的“危机国家”，他在艰难岁月里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强调经济越困难越要加强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因此被后人所铭记。

罗斯福认为，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精髓的竞争，既能产生胜利者，也会产生失败者。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对失败者提供保护，失败者将会起来摧毁美国繁荣的经济体系。

罗斯福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走出危机的首选路径，美国政府以此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安全网，“必须牢记，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秩序和稳定性”。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包括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涌入美国，其中包括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美国因此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思想界领导者，为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藏富于民方面大可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尽快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问题，不能任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改革制度上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也到了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取决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暴富，并把大批财富转移到境外，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处境艰难，中国社会就会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