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7日，《学习时报》社会治理版刊登了贺雪峰教授的《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一文。文章认为，正是因为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从而保持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贺教授的弹性理论，是从城乡基础养老金的比对切入的。在贺教授看来，农村中凡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能领取到基础养老金，比儿子给的养老费还多。有自然是好，即使没有也无所谓，因为农民手上有土地，完全可以不需要子女赡养而做到自给自足，就算是到了不能种地的年龄，还可以种菜、养猪、养鸡，从事力所能及的副业。但城市老人却不行，如果他们拿和农村老人一样的基础养老金，会因为没有可以劳动的土地作为后援支持而无法生存。可以看出，贺教授之所以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富有弹性，是因为农民手中有土地，干得动可以种田，干不动可以搞一些副业。正是缘于此，在养老保障问题上，贺教授主张要城乡有别，差异对待。如果真如贺教授所言，那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城市老年人可以拿着高出农村老人不少的养老保障金颐养天年，而农村老年人却还要下地上田?难道就因为他们手上有土地吗?果真如此的话，土地对农民而言真的不是什么生活保障，而实打实地成了累赘。由此不难看出，贺教授所谓的土地弹性不过是站在城里人的角度上得出的罢了。况且，在年轻一代大量外出务工、适龄儿童留守家中、医疗保障尚不健全的农村现阶段，你何以指望区区几十元基础养老金就能够持平城市老人的生活质量?
为支持其观点，贺教授接着指出，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不限制农民进城，农民能否进城和在城市安居主要不再是制度问题，而是他们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机会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恰恰是，机会对于城乡居民而言并非是公平公正的概率事件，其根源仍要追溯到制度建构上去。乡下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劣势地位，不但是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结果，也是当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仍无太大改进的现实表现。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城乡一体仍是重中之重。
但需要说明的是，城乡一体并非只是简简单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城乡之间持续不断的双向互动，农村的资源(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源)不但可以进城，而且城里的资源亦可以自由下乡。然而遗憾的是，贺教授却反对此说。他主张固化现阶段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资本下乡，比如城市人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房子。贺教授之所以这么认为，出发点自然是好的。因为在他看来，当前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他们的生存底线，故不能够用以交易。他例证说，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子，是因为要为过剩资本找到储值手段，或要在农村多一个休闲去处，而对农民来讲，一旦他们失去农村住房，他们进城失败就再不能返乡，他们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对于贺教授的这一观点，我想从实际经验和抽象理论两个层面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出身华北农村，依据我的个人经验，资本下乡在现阶段是大受农民欢迎的，至少在我的家乡确实如此。如果有机会到当下的农村走一走，你会发现农村的房屋早已不是鳞次栉比的合理安排，而是东一家、西一家，很多宅基地早已杂草丛生，无人居住。关于宅基地买卖问题，我特意咨询过村中老人，他们确实承认过去村民对宅基地看得很重，“即使要饭也要有立棍的地方”，但又普遍表示近些年计划生育导致少子化，加之农民工进城留居城市，很多宅基地就此废弃，村民多愿意拿出来卖。所以，资本要不要下乡或者适合不适合下乡，不能由别人替农民做主，而要听从农民自己的心声。自步入近代社会以来，我国的农村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巨变，而作为农村的主体存在，农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的需求多是从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比浮光掠影般的社会调查要来得真切和深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可以推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而确定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甚至还可以参照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村民所自发成立的村委会而实施全国基层村民自治(事实也证明这些决定都是有效的)，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非要抑制现阶段的农民主动走上市场化的需求呢?再者，从理论上说，贺教授完全把农民想象成了会被市场经济随意摆弄的木偶，而完全忽略了中国农民的理性特质。这难免悲观了些。试想，有多少农民会在城市生活尚未稳定下来之前就卖房卖地的?如果我们试着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农民自有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理性和行为逻辑。据父辈们讲述，在宅基地被珍视的年代，为了避免后代中出现的不务正业者随意典卖宅基地，在兄弟分家时会故意把宅基地进行不均匀分配。如此，每个兄弟得到的都不是方方正正的宅基地。但正是因为不均匀，所以“不成宅”，也就不容易拿去买卖。这是地方性知识，也更是农民的理性。贺教授的代表作《新乡土中国》我认真拜读过，里面多次把农民看成是精于算计的，缘何在此却又低估农民的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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