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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 2015年03月01日）（摘自《理念的力量》，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托马斯·潘恩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等等。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人士善于语言腐败。这方面，“文革”时期可以说登峰造极。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含冤自杀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因为善于语言腐败，以致至今仍然影响我们的生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6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才变成社会公害。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部门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自由就是奴役；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并不远。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许多词汇在一定程度都已经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一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再以“改革”为例，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控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力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字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当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人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而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关涉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就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不妨换个新的说法。如果我们能消除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作者引介
张维迎，1959年出生，男，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生，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及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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