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讲演还是应当站着的。

感谢孔丹理事长，靳诺书记和其他各位领导，感谢今天出席的同学，感谢人大经济学院，令今天的讲座得以举办。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叫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我主要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最简单，什么叫法治？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会需要法治，目前法治建设需要的几个重要方面，以及第三，当代中国法治面临的问题。最后简单讲一下我对这个前景的预测。

1法治是一种有序的生活状态

首先简单说一下法治。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讲法治，往往侧重好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法治，在我看来，是整个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用中国人最习惯的话讲，就是有规矩，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定规矩少不了国家的制定法，甚至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但绝不仅仅是国家的制定法；规矩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养成的许多习惯。各种规矩会随着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变化。在不同行业会形成各自的习惯，在家庭有习惯，在农村有习惯，在工厂、企业、学校，包括大学老师，都会养成自己的习惯，甚至包括引证，论文的写作，合作署名，共同合作撰写论文等各方面的规矩。重要的行业还包括职业伦理，比如法官、律师、医生这些行业，都有自己的规矩。这些规矩有的可能会变成法律，却不一定都上升到法律，只是各行业都要有某些行规。社会方方面面有合乎情理的可行的规矩，社会有序，我们就可以大致称之为法治。法治并不等于国家把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管起来。这就好比在经济学上，国家要管经济活动，但不能管得过细、过死，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给生动甚至有创造性的社会生活留下足够的空间。

但为什么社会要有序，要有法治？法治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社会要有序才能给大家确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如何投资安排自己生活，从事自己的事业？如何同别人进行合作？许许多多自然界的秩序，自然规律，就是我们安排各种生活的一个重要根据，今天天气会很好，不会地震，不会有重大灾难，那么才可能有今天的讲座。社会生活也需要规矩。讲座六点半开始，大家都守时，我们才能有效使用自己的时间。社会生活中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各自对这个社会的预期来行动的，否则大家会以为上当了。为什么上大学？预期是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或开发自己的偏好，或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认识一些终生的好朋友，甚至找到配偶；尽管并非每个人的这类预期都能实现。

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如今在城市生活中，同居现象不少，但同居的女性一般都会注意别怀孕，有的男性同居者也会注意。这类城市女性什么时候会怀孕生孩子呢？通常是她领了结婚证之后。什么东西使她们的行为有这些差异？就是婚姻。注意，人们结婚时未必感情比同居时更深，结婚和同居其实在其他方面区别并不大，也住在一起，吃穿在一起，区别就是没有一个法律上约束，因此不稳定，当然也不是人结了婚就永远不离开了，还是可能有离婚，有婚外恋等，但结婚令女性有一个稳定预期，起码就是我怀孕、生孩子时，你不能离婚；如果同居，男子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除了道德或良心的约束，没有法律的约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就那么一张纸，结婚证，就会促使女性的行为，对她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了很大的区别。因此法律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不仅如此，法律还对与别人合作也很重要。结婚是一种合作，但合作还有其他形式，一块投资，一起创业，而且包括了不合作，也就是相互约定，你的事我不管，而我的事你也别管。因此绝交也是一种合作。广义的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家庭、社会层面、职业层面，合作会改善自己和合作者，会增加各种财富的积累，也包括个人的福利。

因此，中央强调全面的依法治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调法律不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而且在全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非常重要。

由于社会各方面的生活都需要遵守规则，有规矩，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社会只要是持续的足够长久，长期稳定，比较繁荣，都一定是有规矩的，并在特定意义上，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法治社会。但历史中国的那种社会有序比较讲规矩的状态，古人不称其为法治，而是叫“文治”，与平定天下的“武功”相对。文治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古代的政治文化精英，依据全国统一尽管比较粗略的文字表达的规则来治理整个国家，规范王朝的机构和官员的运作，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全国统一的推举、察举和科举，以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等等就是法治的一些重要方面。当然，这种法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区别是显著的。区别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当时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现代法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工商业发达的市场经济。

而经济基础的不同会引发，不同时代的法治实践对平等、自由的关注程度非常不同。比如现在更强调个人，个人创业，个人所得税，个人发明，私有财产等等；但传统社会就不是这样。例如国家的赋税征收，就都是按一家一户来确定的。但问题不出在不是当时的人们不懂个人主义，而是按“户”来分配赋税劳务，在社会层面来看，更合理，也更为公正。一个家庭可能有两个男子，只征一个人去当兵；但如果是个人主义，你就不知道该谁当兵更合理。

但传统中国的那种法治，那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法治，已经过去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从辛亥革命，甚至更早，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要变农耕社会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商社会。从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一直就是这个努力；但在国家基本完成基础建设，两弹一星令中国国防有了底线保证，以及1972年中美实际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工业，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全面深刻的变革。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55%上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生活在农耕社区的熟人社会，而是生活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

2熟人社会对人的约束作用

这个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秩序建构问题。无论是农耕社区还是较少人员流动的城市单位里，在这种熟人社会中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太多国家法律直接规制，熟人之间的经常交往，构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通常会迫使双方都遵守规定。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借钱不需打借条。我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我要找在座的哪位借钱，几块钱算了，但要借的比较多，你就可能让我至少写个借条，或者是要找个人见证一下。而如果我不还，你就更可能诉诸国家的正式法律来制裁我。正式的法规往往是解决陌生人之间问题的。交往者相互越是陌生，就越需要法律细致明确，就越需要了解预先确定的规则，就越可能给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熟人之间我的反应，我所依赖的规则就不一样。我可能依赖我对你的了解，如果你在我心中是不守信用的人，我就从一开始就不借钱给你；借了，你不守信用，我或者上门逼债，或是我认栽但从此不再跟你合作，还到处宣传，某某不是个东西，一定要提防等等。这都是制裁。不守信用的人在熟人社会中很难生存下去。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当中最基层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是不太需要国家正式法律保护的，这并不是中国人不懂得法治，而是这种社会生活环境令大多数普通人，生活在熟人社区，不太需要法治。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法治也还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治国这一层面。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实际上可以说有三个层次，齐家（其实是农耕社区）、治国和平天下，法律主要用来治国，或是治吏，大致公正地选拔调配和升迁官员，保证整个国家的结构运作，防止地方分裂势力。而基层社会治理基本靠的是熟人社会发生的规训机制，靠儒家教训。平天下则有关边疆治理，有点类似于民族区域自治。

但这种状态近现代以后，随着工业发展，商业发展，随着城市化，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发展，慢慢开始改变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快速和重大的变化，城市人口从1980年代初的18%到如今的55%，也就是说至少有5亿以上将近六亿的人口，是在过去的30多年先后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每天遇到的大量的都是，甚至几乎全是，陌生人。有许多还很可能是一次性交往。无论今晚的讲座，还是讲座之后出门乘公交或打的，或是外出旅游，购物或是到政府机关办事，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

这种社会状态就给许多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因为如果交往是一次性的，人就可能有机会主义倾向，而我们无法精确判断谁会搞机会主义，因此100个陌生人中只要有一两个陌生人，你就会有风险。如果我来做一次讲座，讲得不好，谁又能拿我怎么样；下次不请你了，你说；但如果我就没打算下次再来，你怎么办？！

3当代中国根本性的法治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法治的意义就开始浮现出来了，并且首先是老百姓的直观需求。他们可能有两个最基本的法治需求。一是我流动出来以后，在举目无亲的他乡，我如何获得必需的帮助。原来住在村子里，我可以找熟人帮助，但是来到北京后，我谁都不认识，有了各种问题，我能找谁？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进城首先要找熟人，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如此。但大部分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包括城市中流动者，遇上各种麻烦，他首先要找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找警察，找政府，找法院，找社会中很容易辨认但大致能信得过的机构和人。这就是对法治的需求，也是对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人员的高度和快速流动，也会引发违法犯罪的急剧增加。各地的统计数据，包括国外的，流动人口都更容易违法犯罪，多种因素促成。包括缺乏归宿感，包括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惩罚，包括没有熟人的眼睛注视和社区的舆论压力等等。说不定晚上就想砸ATM机偷钱，偷窃或抢劫，或是卖淫嫖娼等等。我曾经想过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卖淫嫖娼的人为什么不在家门口？在家门口上班也方便，下班也方便，也不需要租房。没有谁在家门口嫖娼的，为什么？学问就在这些看起来很滑稽的问题上。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欧美国家当年在现代化的时期，也都是这种状况。例如，100年前，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兴起之际，也是犯罪猖獗之际，也是犯罪学研究诞生之际。

人们因此觉得生命、财产不安全，自然对法治有了更大需求。国家的警察装备改变了，数量增加了，训练也强化了。但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也都进行了许多投入。一个典型例子是校园，20、30年前，中学、小学都不设铁栏杆，现在哪个不设？以前学校门口最多一个看门的老头，现在哪个学校没有一定数量的保安？家庭个人层面呢？每家都有防盗门，即所谓“盼盼到家”。不要以为这是从来如此，防盗门这东西也就大约20年的历史。住过筒子楼的人基本都记得那时各家的门都不大关。

这也许是老百姓对法治最直观的需求。非常重要。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普通百姓不一定察觉和关注，但实际上已经大量受惠的是，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要推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要用明确的规则来吸引外商和外资等等。在这一方面，尽管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但总体来看，我认为，法治其实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很有成效的。例子之一是，刚改革开放时，全国各地都在建冰箱厂、电视机厂，许多产品都是本地的，但现在全国人民购买的大量产品都不再是本地的了，想想电视和冰箱，想想手机，有谁关心是本地产的？尤其淘宝、京东这样的网店出现后，基本没有什么地方保护主义了。或许还有一点，地方政府不希望本地工厂倒闭，给予某种扶持，理由主要也不是地方保护，而更可能担心，多少工人失业，引发社会问题。

普通百姓不容易关注法治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其实却非常重要。因为，从前面的论述就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的法治变革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需求，人、财、物、信息流动起来了，社会秩序有了很多变化，没法诉诸传统的熟人社区或与之相应的机制，必须由国家提供法治的保障。就此而言，市场经济是推动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力量。八、九十年代许多单位招人都会考虑至少是优先招本地人，现在基本是考虑人才是否优秀。八、九十年代很多企业是夫妻店，但如今的不少企业都有外国雇员。这是很大的变化。

第四，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其他风险也开始增加，要求加强监管，刚开始是产品质量问题，近年来，则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这也要求更细致严格的法治。但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更现实和透彻的理解。许多人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衰退引发的。我认为这个判断基本错了。在我看来，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波动，问题出在，先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小群体中，那是人的道德情感和社区舆论压力通常就足以应对的。但如今中国的社会变革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极大数量陌生人构成的广大群体，我们原来的道德感已经没法强有力地指导我们面对这个广大市场的决策。人类从一开始是生活在小群体中，无论是在狩猎时代还是农耕时代，我们可能自发产生的责任感是爱我们的亲人。而当我们面对远方的不在见面的陌生消费者时，我们没法涌起这种在小群体中会自然发生的责任感。这只是人的一个特点，算不上是缺点，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有种种弊端。人是一种视觉动物，只有经常交往的人，你才会对他产生感情和某种责任感，不见面，只有声音或者文字的见面，只有一个名字，无论是具体的名字还是抽象的“顾客”，你都很难，或者就是往往不会产生责任感。

因此一个农民给自家孩子或孙子喂奶不会加三聚氰氨，但在卖给奶粉厂的时候就可能加入三聚氰氨，为了挣钱。我做了地沟油，卖给遥远的地方，我不在意，但我不会在教师节时拎着两桶地沟油去看望恩师。但问题是，市场经济令产品在需要的地方流动，一些消费者可能因此受伤，这就需要加强对各类产品标准的制定和检验，需要用制度来补足人性的这一特/弱点。这一点我们当初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可能认识很不足。

4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与老百姓的法治需要

第五个方面有关民生。在农耕经济下面贫富差别一般不会过分悬殊，因为他主要靠体力。没有强大的市场，智力能起的作用不大。在农耕社会，我身强力壮挑两百斤，你体质不行挑一百斤。也就相差一倍。就算有几代人积累，加上其他因素，你家成了地主，我家是中农或者贫农，但差别也不会巨大。而如果你们家出一个败家子抽大烟，你家就可能败了。但现代社会，一点细小的差别就可能使人们的收入极为悬殊。甚至未必真的是因为你聪明智慧，而很可能是一些在农耕社会不很重要的天赋。马云一定不算是中国社会最聪明的人，但他有一个想法，或者是他敢想敢干，有行动力，就成为巨富。许多歌唱演员就可能多一点什么特色，甚至是沙哑，就可能成为大明星，有的人就少了那么一点，就不行；有的人就是比较漂亮，帅气，甚至就是因为某种受观众欢迎的不那么漂亮，如葛优，就可能比其他几乎是相差无几的演员甚至某个人收入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差别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市场需求。

如果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都还可以，那也不一定是多大问题；只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或社会中有些人，生活是非常贫困的。有些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如生病，如受教育程度，如社会转型导致的生产技能不再为市场需要，缺乏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如今的通讯发达，人们的参照系已经不再是本村的张三李四，而可能是遥远都市中的李四张三。

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和要求国家必须以法治的方式来回应这类问题。在过去10多年来，这方面的法治在快速推进。为什么必须是法治？不能靠慈善事业吗？不可能，也不能。慈善是我可以给张三，也可以给李四，解决问题；社会也需要；但只能是一个补充。而民生必须是制度性的，因为这涉及到的是分配正义的问题，要力求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尽可能平等获得，因此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分配。这就必须以法律和制度方式来实现。而不是像陈光标那样，我知道了，我就关照谁一下张三，我愿意，我就资助李四一点。

稍微回顾一下，1995年我们制定义务教育法，九年义务教育，这意味着每个人有义务去上学，不是国家有义务让你上学。父母亲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里，至少上完初中。这是公民的义务，和义务兵役制的义务意义一样。但很快，对这个义务教育法的义务的通常理解就变成了国家有义务让一个儿童完成初中教育，如果你家庭没有钱，国家有义务拿钱给你完成这一学业。这个法律没改变，但义务的意味已经变了。在新疆，国家已经决定要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也就是必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这是因为边疆有文字、语言的问题。还有，虽然在法律上，上大学不是国家义务，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半国家义务。如果某个人考上人大，说他没有钱，不准备上，当地政府就要紧张了，就需要做某些工作让他上学，或是让当地企业捐点钱，或是政府奖励这个学生。许多大学发现有贫困生，会赶快找各种各样的助学金、奖学金给他。不仅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上，在养老和医疗问题上，甚至在就业问题上，也都有一些显著发展。比方说，以前在城市里你没工作，基本就是自己的事，是父母操心的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城市家庭的就业问题解决方案是，父母提前退休，让儿女顶替。但现在政府每年都要考虑和规划要创造多少就业。

民生问题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也有欧美福利国家的历史教训，因此必须把握个度，不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但即便会出问题，也一定要往前走，必须平衡各种利益，必须用制度规范。因为，这同样有关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让老百姓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能享有这种福利，其他国家的人待在中国就享受不到，这其实也是国际间政治、文化、经济竞争的形式之一。但中国这么大，几乎相当于在整个欧洲在短短十几年间实行这种制度，难度非常非常大。

第六是社会突发事件。突发事件以前也有，但是在人员、资金、信息流动性不大的社会之中，突发事件并不需要以法治的方式解决。

2003年的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有人觉得政府没有公布信息，对政府感到愤怒；甚至，部长和市长辞职了。事后来看，我不认为，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在有效应对非典上有多重要，因为这完全是个突发事件，而且政府甚至传染病专家当时都不知道这一疾病的风险，如何应对，以及其他信息。因此，这一事件提出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政府如何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为什么呢？禽流感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问题。在农村或者在小城镇待过，家里养过鸡的人就知道，禽流感其实从来都有，曾长期根本都不是个问题，一些养鸡的人家遇到禽流感鸡死了，父母亲舍不得丢掉，还会煮了吃。但如今禽流感变成了一个需要社会关注国家相关机构予以监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以前最鸡多是自家消费，最多也就在本地集市上交易，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而如今规模化生产，一个养鸡场，十几万只鸡，几十万只鸡，只要一只鸡出了问题，所有鸡都很可能出问题。不仅如此，这些鸡是供应城市的，甚至远销，因此，长途运输就可能变成全国养鸡业的灾难；而如果一旦变成人传人，就变成国家的灾难。因此国家必须以法律机制来应对这种有并不确定的潜在重大后果的突发事件。还有媒体也会增加大家的风险意识，一出了禽流感，很多人都不吃鸡了，这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几年前，我看到两会期间采访农业部长，他说现在我们的养鸡业每天损失十个亿。

这就是因为人、物和信息流动带来的风险。国家只能用法律制度应对它。这时，并不是因为国家真有了办法应对，往往是因为这种突发事件国家也不知道如何实质性应对，例如禽流感病毒还没法破解，而且这类病毒每年都在变，S非典的治疗也是后来才找到比较有效的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事先制定一个突发事件应对办法从程序上予以应对。老百姓觉得政府是万能的，应该有办法应对。但事实上，许多突发事件，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政府有责任让老百姓感觉安心，可以信赖。按照法定程序运作的政府，包括及时公布信息，因此是一种应对，即便暂时并不真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