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多么宏大的话题，经常被各种专家学者挂在嘴边，但在周教授看来，只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什么意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分配不公，也不是腐败，而是由谁来举起这面大旗、谁来牵头担当！
谁能胜任呢？这三支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力量行不行：我党？沿用小平同志的哲学思路是“有的事情做了不说，有的事情说了不做”······民主党派？原则上不打政权主意的不能算政党，加上一向表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不能让他们“遭这个罪”呀·····至于学者、知识分子？不要忘了学者背后如果没有强大支撑力量是难成大业的，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只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加之他们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偏好任性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这么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有点悬。但既然要推进这项伟大事业，周教授带我们另辟蹊径，既然无法正面突围，那么就采取“低调迂回”的方式吧。
“法治”是最稳定而富有成效的方式
哪个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是糟糕的呢？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也要走出“中国特色”。为什么，传统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强势的力量担纲，还总会伴随政治大革命，充满腥风血雨，可能发生经济崩溃等灾难，唯一的例外就是内部出现了“叛徒”，比如当年的苏联，或者内部出现“薄弱环节”，比如当年国民党在台湾。
历史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性极小，洪秀全、康有为和梁启超、孙中山都失败了，近现代我们就只成功过1949年那次，之后小平同志也推行过政治体制改革，例如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后来却又放下了，再也没提过，甚至毛主席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失败了，“文革”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体制改革。周教授讲“文革”，刷新了我们对“文革”认识，“文革”真的只是一场内乱吗？很多学者研究“文革”之前就带着批判否定的态度，这样的研究结果怎么可能客观中肯。“文革”准备了四年，从根本上来讲是毛主席看到了执政党内存在了根本问题，他把问题放在人民面前，相信人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大家批判否定“文革”，是因为它让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也让无数国人面临过历史性灾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哪个人的罪过，而是一场政治改革的必然伴随物，这是历史中又一次失败的改革。现在我们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但是“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绝对不能被重复，所以周教授说要另辟蹊径，用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方式，用解决制度、法治问题来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
比如新修订的《立法法》中，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高度集权”作为中国最大的负面问题之一，其痕迹覆盖千年，如果不擦掉就来谈现代的法治有何用。而立法，就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权利、权力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加以制度化配置的活动。把中央权力下放地方就是改革，不轻率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用城镇化的旗号不是更容易被接纳吗？
解决制度、特别是法治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稳健而富有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具有中国特色。这时周教授还不忘调侃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能像他们一样总喜欢做不准的“预测”，“预测”什么时候能达成目标。
对于企业家，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现在流行“依法治企”，周教授帮我们厘清了这个说法，“法”只是企业问题中的一部分，大量问题需要靠企业制度来解决。现在企业运作，除了靠机遇、政策、关系，更多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企业问题，而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法治经济。
主要原因有五点：市场经济，主体独立，要有保证主体独立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契约经济，用合同连接市场各个环节，合同关系属于法律关系；市场经济需要“裁判”，最权威的“裁判”就是法律制度；市场经济要有秩序，才不至于乱套；市场经济很活跃，除了国门以内，还要在世界舞台上博弈，经济流动，需要相通的语言，法律制度就是这里的“普通话”，例如引进外资，与其说我们这里有好政策，不如说我们这里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在法治经济中，企业家需懂法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完善自己的企业制度。将法律制度在企业中具体化，既衔接了国家法律，借助法律制度的力量保护了自己，还可以固化自己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人长处，规避风险。周教授说如果他是企业家，他的桌案前肯定会有一本企业制度，那真是一套巨大的资产啊，有企业的核心制度和基础制度，还集结了各方经验智慧教训，如果公司上下都搞透了，企业是不是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呢。
法治，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正视和改进，例如对于法理，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国情而不能全然照搬使用；又或是我们目前的法律制度的规模相比于其他国家地区还太小······建立完善的法治需要经过艰难岁月。（本文为作者在《TFO宁静致远》课程上的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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