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9年，编者注）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