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时期的苗民“制刑”（立法），到黄帝灭其族而用其刑，再到周公旦的礼乐政刑综合为治，可以说这是古代中国以管仲、商鞅、韩非为首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前传”时期。

汉初，鉴于“一统六合”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汉武帝推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汉以后其德主刑辅的思想影响颇久。

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德主并没有揭示所“主”为何物，而“刑辅”也没有显示刑的作用。为了克服不足之处，至唐初，又确立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本用结合的国家治理之策。

这可以说是开始了古代中国“以法治国”的“后传”时期。

由汉至唐，有关德主刑辅综合治国的论者不绝如缕。

《汉书・酷吏传》颜师古注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谓御以政刑，则人思苟免，不耻于恶；化以德礼，则下知愧辱，而至于治也。”

《晋书・四夷列传》曰:“经国者，德礼也；济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则纲维失绪。”

记载唐太宗时期君臣论政的《贞观政要》中说:“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及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

“盖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后世之为治者，德礼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徳礼不能使民有耻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无耻矣，甚而至于罪丽于十恶尚忍言之哉。”

高宗时期制定的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唐律疏议》开宗名义在“名例”篇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汉以来德主刑辅的重大发展。

太宗曾明确表示“失礼之禁，著在刑书”，从而使礼典的基本规范法律化。

礼典入律，礼法结合，不仅表现在法律条文当中，也表现为司法实践中“于礼以为出入”。

“德礼为政教之本”比起单纯的“德主”，突出显示了德礼在政教中的本体地位。

“刑罚为政教之用”，比起单纯的“刑辅”，更明白晓示了刑罚在政教中的作用。

唐律还将德礼、刑罚的本用互补关系比喻为自然现象的“昏晓阳秋”那样密切联系、永恒不变，所谓“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昏晓阳秋”“相须而成”，意指“德”与“刑”的关系，犹如昏（黄昏）晓（拂晓）相需而成一昼夜，春阳（春天）秋阳（秋天）相需而成一岁一样，互相依存，互相配合。

于是，唐代完成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国家治理方案的设计，并一直延续至晚清。

宋时，被理学家朱熹称赞为“无书不读”、“无物不格”的陈淳，对德礼政刑综合治理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论证。

他说:“政者，为治之具，若法制禁令凡听断约束之类是也。刑者，辅治之法，若墨劓官大辟鞭扑之类是也。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若专务德礼，而不用政刑，则徒善不足以为政;专用政刑，而不务德札，则又徒法不能以自行。”

朱熹对此也有所论证，说:“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

“圣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徳礼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书说刑期于无刑，只是存心期于无，而刑初非可废。”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明太祖建国之初以“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实行重典治吏。这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却并未能杜绝犯罪，以致他发出“吾欲除贪官污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慨。

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修成后，明太祖总结三十年的统治经验，得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使“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的道理，强谓“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唯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才能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

明人丘浚说:“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以缺一者也。”

直到近代，沈家本也认为:“以德礼是制治之原，不偏重乎法，然亦不能废法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