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们的酸甜苦辣
发布时间：2017-06-29 来源: 公务员智库 点击:
次
《瞭望》2015年第21期
■ 瞭望推出“县委书记”报道，一组五篇
■ 记者跨越东中西部10省市，采访了30位县（市区）委书记，以县委书记群体的1%为样本，了解他们当下所思所悟、所行所为、所难所惑
公务员智库解读：援引民政部2013年发布的数据公报，目前全国共有285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县委书记，躲不开的转型阵痛
“中央轰油门，县里挂空挡；中央打方向，县里紧刹车。”面对新形势、新规则、新要求，有的县委书记在急速转型中动作变形、认识错位，感到不适、不安、不明。他们说，在中央要求、上级压力和群众期盼之间，我们有时就像电影《人在囧途》中的那些角色。
走不准的“秒针”
中部某县县委书记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央是时针，省里是分针，县里是秒针；时针转一格，秒针要转3600格。过去，秒针经常“抢跑”；现在中央校了准星，但一些新政策来得急，缺少缓冲期，秒针又跟不上拍了。
“真正的压力是怎么消化以前的不规范。”隔着会议室的条桌，这位身材高大、一脸英气的县委书记语速加快，透出一种焦急。
从2011年起，该县对城区内11家危险化工企业和环保风险企业进行搬迁升级改造，费用需20多亿元。当时政府给了税收、土地优惠政策，弥补企业资金不足；可去年以来，这些优惠政策无法继续实行。这位县委书记说：“土地财税政策上应给县级一个缓冲期、一点自主权，否则非常被动。”
西部一位县委书记说，清理政府债务来得也很陡，目前全县政府债务20多亿元，其中被叫停的BT模式10多亿元，银行贷款8亿元，县本级财政收入只有1.55亿元，还债高峰期来临，已影响各单位的工作运转经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如果不修路，群众就没法发展，但修路又会形成新的政府债务。
一些发达地区县委书记反映，国家土地、财税等一些关键性政策过于死板，没有给县域快速发展留余地。比如土地规划五年一调整，但发展形势却一年一变。东部一位县委书记说，现在农村的车辆越来越多，道路急需拓宽，但国家规定农村道路宽度不能超6米，超出就是违法供地，不超，又适应不了现实需要。
一些县委书记建议，国家在政策、资源配置方面，应向县一级倾斜；应相信县一级，把管用的政策、资源、权力给县一级，鼓励县级创新。
停不下的“风铃”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同多位县委书记坦诚交谈，察觉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劲风之下，一些县委书记内心不安，感觉自己像被挂在塔尖上的风铃，风动而心动。
“县委书记不好干。”一位县委书记仰脸望着记者，迷茫的眼神散发出无奈。沉默了一分多钟，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这些干部都是从那个时代污水河里蹚过来的，河里有很多污泥，不免沾在身上。当时有发展的正当性、目标的正义性垫着底，只要是为了干事，只要不装兜里，就觉得理直气壮。如今，我们有一种恐慌。”
“‘靴子’啥时落下来？”这位北方的县委书记话语风趣，谈笑间，突然抛出一个沉重的话题：“以前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现在不办就不办了，以前办的还得追究。”
无论是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的讨论课上，还是在与记者面对面的交谈中，信访维稳已成为最令县委书记“头痛”的问题，而其中“非正常理由上访”成为最刺骨的风。
一些县委书记说，现在正常到北京上访，国家信访局已不登记排名了，但对“非访”依然排名通报，要求我们必须当天接离。一位县委书记说，现在不怕有理的，就怕没理的；但多有“非访户”到北京，不去国家信访局，而是出现在敏感地段，主要想通过施压，让无理变有理。我们一去接人，就只能乱答应他们的条件，但答应又兑现不了，从而走入恶性循环。
谈起“非访”，东北一位县委书记有些激动。这位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到县公园散步，只要跟上他的步速，谁都可以边走边聊的书记也不禁吐槽。
县里有一个“非访户”，赴京上访原因是住宅拆迁安置中，他提出要净面积，公摊面积不能算到居住面积中。为此，他去年6次去北京上访。还有一个“非访户”，看到镇上的农民合作社挣钱，想加入被拒，竟3次去北京上访。为了息访，合作社把他安排到沿海卖土豆，卖好卖坏一天给200元钱。
一些县委书记说，“非访”不是上访，应该取消“非访”处置程序，公开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在加大反腐力度的新时期，由于触动了一些利益群体或满足不了一些人的无理要求，县委书记成为网络舆论和现实举报的“围攻”对象。
北方一位县委书记前几天接到一封信，写信人提出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并要挟说，我现在很困难，但我在岗位上接触过很多事情，不帮我，就把事捅上去。来信中还附了一封贱卖国有资产的举报信，抬头写的是中纪委和中组部。这位县委书记说，此人反映的供热公司改制问题，效果好账目清，经得住查，但这种事太多，一年总要摊上几起。
西北一位县委书记说，一天中午他接了一个电话，有群众反映因为排水不畅，家里的祖坟被淹了。“上访人来见我时，带着针孔摄像机、录音笔，当时我只要说一句错话，就会被网络‘围攻’。”
踩不灵的“油门”
一些县委书记说，如果把县级比作一辆汽车，县委书记就像油门。但由于路径变了、行车规则变了、动力系统变了，油门还不适应，踩不灵现象经常出现。
一些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一大责任就是抓班子、带队伍、干事情。原先常用的一些激励干部的手段，比如在拆迁、招商等“中心工作”一线现场提拔干部，用目标考核重奖干部，目前这些招儿都不能用了。
一位县委书记说，过去县里实行乡科级领导干部53岁退二线，把领导岗位倒出来给年轻人，干部职位跟水似的，能流动，现在中央规定不能“提前切”，必须干满60岁，结果县里7年之内干部提拔没空位。不光提不了，县里过去超职数配备的乡科级实职还有20多人、虚职还有100多人，消化压力巨大。
“现在不光给不了帽子，还发不了票子。”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甩了甩双手，面露无奈地说：“在物质激励方面，省里定的奖项还算数，县里已没权给干部经济奖励。以前，我们每年都要开干部奖励大会，最高奖一万元，现在一分钱奖不了。正向激励在基层很乏力。”
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县委书记依然在经历着系统性磨合的不畅感。一位县委书记说，目前法律执行仍存在弹性大的问题，像可伸可缩的皮筋。
安徽一位县委书记还建议，由于我国的执法体系根系不发达，执法资源仍存部门分割、分散的问题，建议在基层建立“一警制”执法体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采访一位省辖市市委书记，了解他对县委书记的要求。他说，县委书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强，中国国情复杂，政府不同层级的执政方式也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所不同。LW
记者丨林嵬 董振国 周立民
从县委书记看政坛新风
一场巨大的历史洪流正澎湃而来，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县委书记这一群体已别无选择地置身于激荡的大变革中。
“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有2800多个县市区旗，生活着近70%的人口。县这一层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仅是“稳定器”和“平衡器”，在党政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级政权更是国家权力的基层中枢，是保证“天清地宁”的关键。
当好县委书记有多难？海瑞曾在他的《令箴》中说：“官之至难者，令也。”此意即最难做的官是县官。曾经担任过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前曾在《从政杂谈》一书中写到：“古时候，人们以‘七品芝麻官’来喻指县令的官微权轻，有贬损之意。其实，当好一县之长何尝容易。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大家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目前，全国有2800余名县委书记，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不足1%，但他们主政一方，产生的影响远非这一比例可以衡量。
做好县委书记，既要“接天线”，又得“接地气”。一个县，小则几万十几万人，大则百把万人，中央有什么机构，县一般也有与其大体相对应的部门。对上，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落实中央和省市的工作部署；对下，要领导乡镇、社区，直面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所不及。
可以说，县委书记既要在宏观中把握微观，又要在微观中体现宏观。他们的行为既关系到中央“四个全面”战略部署能不能落地有声、见到成效，又引领一方政风，凝聚一方民心。县委书记们所思所想，所行所为，可以看成中国政风转变的“先行指数”。
《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如今的县委书记越来越好当了。八项规定、反四风等一系列有力措施清除了官场积弊，把他们从酒桌饭局、人情往来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发展标准因地制宜、综合考察，考核标准之变，令他们能够结合当地实际找准发展之路；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全面推开，使他们减少了因权力陷阱而可能身陷腐败的风险。
我们同时也发现，如今的县委书记也越来越难当了。作为基层政权“当家人”、“责任人”，他们面前摆着如何能够快速转型、科学发展的考题，摆着如何既守规矩又敢作为的考题，更摆着如何能够修身养德、引领社会风尚的考题。县委书记们必须从各方面推高自身能力，成为有信仰、有品德、有能力、有担当的“全能书记”，才能答好这些考题。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更是当好一个县委书记的突破口，是提升治理能力的新起点。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县委书记提出的勉励和厚望，更是人民群众对县委书记这一关键群体的期待。
在中国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委书记就处在这个关键环节的关键岗位。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跨越东中西部10省市，采访了30位县（市区）委书记，以县委书记群体的1%为样本，了解他们当下所思所悟、所行所为、所难所惑。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开启“四个全面”历史征程之际，受访县委书记们已经深切感受到，一场巨大的历史洪流正澎湃而来，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他们已别无选择地置身于激荡的大变革中，全新的责任与机遇、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都落到了这一代人肩上。在他们身上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变：“假脸”变为“净脸”
受访县委书记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举措，有利于建设更加理性、更加守法、更加负责的干部队伍。他们说：中央“组合拳”打掉了虚浮的一块，留下了更为真实的态度。过去，我们不时用各种“假脸”应付上级、面对群众、四处周旋；如今，去掉油彩，还回一张净脸。
“对我而言，最大的工作压力是喝酒，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喝酒了。”回想在中部某市开发区主管招商引资时的“酒场经历”，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做了个“切一刀”的手势，露出苦尽甘来的笑容。“那时我喝了吐，吐了喝；为了遮掩醉态，回宿舍都是背对楼梯、倒蹭上楼。”
福建晋江市委书记陈荣法说：“往年晋江接待工作很重很累，如今迎来送往‘大瘦身’。去年‘三公’经费减少40%，会议费减少75%.”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不光县委书记的酒场少了，以前很难自拔的人情场也吹起了清风。春节前，东北某县的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再次做“拒礼广告”：“县委靠党性用干部，我用良心用干部。节前请示工作不要到办公室，打电话就行；如果必须来，我与行政秘书共同接待。”
在参加中央党校第二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前，中部某县的县委书记宣布了一条“铁纪律”。“学习期间，谁也不能来看望。”一天，县里一干部发来短信：“我已在党校院里，求见。”第二天，这位县委书记回电：“课程太紧，昨天没看到短信，请回吧。”一位企业家赶到北京，表示有宴请需要，可以买单，这位县委书记婉拒这份“好意”。
考核评比曾是压在县委书记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考场之变。一些县委书记反映，过去检查评比要么看虚的数，要么领导带队“大拉练”看项目。一些书记不愿“摆红旗”、“造盆景”，只能修炼一张经得住骂的“厚脸皮”。而今，看发展的标准不一样了，不用脸皮厚了。
贵州江口县委书记袁刚说，省里将我们县列为取消考核GDP的十个生态县之一，生态、文化旅游、农业权重占总分一半，差异化的考核更加激活全县的发展。
但一些县委书记也反映，虽然现在净脸素面了，但脸色并不好看，他们用“黄脸”形容现在的面貌：转型艰难、压力巨大。
返税收、零地价、融地贷款、搞“工业房地产”、先上车后买票、设宁静日、给政治待遇，这是县委书记们以前招商引资的“七种武器”，可老办法不能用了。中部一位县委书记说：“过去，凡事守规矩都弄不成，强调‘闯冒试’，广大干部都陶醉在这种成就里；如今，财政钢性支出不能减少，质量要求更高了，没了那些手段和环境，发展担子更重了。”
记者在一个农业县采访，见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名片上还有一个头衔：第六招商局局长。县委书记解释说：“我们是全员兼职大招商，全县共划分了17个招商局。”一位中部县委书记说，目前这种招商竞赛还没停下来，最担心有人不守规则，综合成本“唯我独高”。
第二变：上“禁”下“放”变为严守规矩
“全面从严治党让我们意识到，守规矩是在做人、做官、做事上‘强筋骨’的良药。”记者采访感受到，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上，县委书记们听懂了高层部署的核心内涵，并正在力图闯关破壁开新局。
在一个占地近50亩的巨型车间里，东部某县委书记自豪地说：“为了扶持这个‘大块头’，我们整合土地，搬迁了一个村给企业供地。”跑成一个大项目，就像打一个大胜仗，而如今，这种大仗越来越少了。
东部这位县委书记说：“以前跑项目多跑多批、不跑不批，现在只要不达标，跑也没用，我一年跑项目时间减少2/3.回头看，当时跑得太快，给未来埋了一些‘地雷’。”
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黄水木说，县委目前正推动“两个转型”，发展方向从“重物”向“重人”转型，工作方式由“干完”向“干好”转型。
北方某县去年招来一个大项目，项目用地靠近生态保护区，其中部分设施在保护区控制线以内。县里协调到了批文，可企业却坚决要求换地，担心违反规划给将来留下隐患。县委书记说：“不仅政府注重法治和程序了，企业守法自觉性也提高了。”
任中部某县县委书记半年间，这位有博士学历的县委书记的重要工作是逐个局委、乡镇调研，问规矩、明规矩、立规矩。他说：“我去一个部门前，要先把这个行业领域涉及的法规都找来，学通之后再走访，为的是摸清必须干的底线，不能干的红线，再探究可干可不干的，到底怎么干。”
甘肃一位县委书记说：“过去县领导给乡镇、部门安排工作，开口就是哪个领导说了、哪个领导批示了，现在安排之前，首先考虑是否合法合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以前在县一级，要么是同中央政策赛跑，要么是上“禁”下“放”；而如今，在一些矛盾复杂领域，县一级主动出台规矩。今年山东寿光市连续出台两个“红头文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严肃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领域工作纪律，措施到位、用词严厉。
东北一位县委书记说，县里曾连续5年发生5起恶性事件，都涉及到县处级干部，这几年我们紧抓规矩这个“牛鼻子”，党风政风有了好转，中央巡视组交给上属的省辖市500多件线索，我们一件也没有。
记者采访也发现，虽然县级规矩意识有所加强，但由于责权边界不清，加之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守规矩与有作为形成尖锐的矛盾和对撞。河南一位县委书记说：“现在乱作为是不敢了，‘容易的上、有风险的躲’这种选择性作为现象增加了。”安徽一位县委书记说，一些部门的为官不为已让人忍无可忍，由于审批程序过多，县里一些群众拆迁多年，但安置房却建不起来，给群众的安置过渡费一年上千万元。
一些县委书记说，新形势下，如何既守规矩又敢作为成为一个难解之题，尤其是处于宏观之末微观之首的县级，已无法回避，必须尽快破局。
第三变：拼单项冠军变为当“全能模范”
一些县委书记说，“四有”县委书记是党中央对这一群体提出的更高标准、更为全面的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新形势，他们开始意识到做“全能模范”的巨大历史责任，意识到尊法守法、廉洁从政、修身养德、引领社会风尚的崇高使命，并自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但权力陷阱犹在，复杂的外在压力不减，他们感到知易行难，定力不够。
中部一位县委书记说：过去最大的问题是县委书记只算经济账，全力拼经济，不懂算“政治账”，出现党政分工不合理，无法用党建元素统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局面。“四个全面”提出后，局面开始扭转，出现“一盘棋”的积极变化。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说：“一个县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都与一把手息息相关，上任一年多来，我先从政商关系入手，修生态、变风气。”
在今年三级干部会上，他特地邀请企业家参加。他说：“只要依法经营，我有职责为你们服务，但你们也不能把我逼到墙角里。如果送钱送物，我就不能光明正大服务，以后你们也得不到该得的利益。”有时，一些企业家给他送礼，回绝之后，他总要去企业看看，喝喝茶，打消他们的顾虑。一些县委书记反映：“在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上，班子的核心作用和集体合力发挥得还不够。”
安徽一位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怎么引领社会风气，关键在个人品行。“县委书记一定要有文化底蕴，我要求县里干部读《四书》，因为有了传统文化底蕴，才有家国情怀。”
县委书记权力很大，但权力本身就是陷阱。一些县委书记开始意识到严于用权的重要性。山东一位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如果只看到权力，那就看歪了，应把权力看成一种责任。民主决策，就是对决策的集体把关，不是展示个人权力、实现个人目标的过程。”
知易行难，还是许多县委书记前进路上的一道关卡。记者采访发现，中西部地区，县委书记一年工资收入只有5万多元，而东部地区，一年收入10万元。同干一个活，收入差距大让他们感到不平衡。
一些县委书记感到，手中的权力是个“魔方”，不时吸引人去玩一把。一位县委书记说，县委最核心的权力是制定规则，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可以通过规则暗渡陈仓。一位县委书记说，为了挽救当地一家龙头企业，他采用变通的方式返还了土地出让金，上千万元落到企业腰包时，他却在心里感到一些不平衡。
多位受访县委书记认识到，越是复杂艰难时刻，越要拧紧“总开关”，时刻不忘自己对党和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自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责任编辑：ZIDONGGE)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