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的“瘦身”之路

但当时职能单位仅是入驻，政务大厅无法介入核心权力。一些窗口一年也办不了几件审批业务，跑腿盖章仍然存在，甚至因为互为前置条件，谁都不想盖第一个章。

改变源于改革，2年后，武侯区成立全国首家行政审批局，材料流转从部门间到了科室间，多年后，曾达到90个工作日的发改和规划项目审批流程，如今缩减到了3个工作日。当初从区里22个政府部门划转来的119个审批事项，现在只需要一枚行政审批局的“万能印章”。

在办事大厅里，记者采访了几名办事人，除个别窗口排队较长外，“方便”是一致结论。“从前说办事，总有求人的感觉，现在这里是个服务机构！”前来办理工商企业登记的李先生说。

改革路上，先行者总是备受关注。2008年以来，前来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考察的团队就没断过，政策法规科科长吴永贵曾一天接待过6批访客。考察者最关注的，就是制度建设。

武侯区行政审批局成立之初，将22个区级部门的审批事项和人员划转至该局统一管理。作为“专业人士”，区安监局的付东来到了新岗位，他曾负责危险化学品许可证审批，需要熟悉和掌握的法规仅18项，而现在作为经济类审批二科科长，这个数字几乎上千。

当初和付东一起调来的几名同事也直言忙不过来，以前工作内容相对单一，几年后都成了多面手。统一受理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抱起一本由A3纸张装订而成的审批清单，这本5厘米厚的清单里，囊括经济类事项的所有办理须知，熟记里面的各种要求和数字是他们的基本功。

在同属成都的新津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陈龙对下属有些“不厚道”，他要求审核工作人员把电话、QQ号、微信号公布，接受办事人咨询。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预审制度平台，办事人如拿不准，可直接传送材料给审核人员，随后的审批手续就可以一次性通过。

有时下属会抱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陈龙回应“这就是改革”，麻烦了自己，方便了群众。

成都新津县在南区产业园新设立了企业服务中心，实现审批“一站式办结”。

13个大事项，68个办事指南，每天近200家的企业设立登记……数字的背后是效率大幅提升，武侯区注册企业主体2010年左右每年有1万家，近年来都超过2万家。在办事大厅排号机上，刷身份证就可排队并记录办事信息，生成的条形码会记录每个步骤。“如企业设立登记，分为窗口受理、后台审查、后台核准、录入系统、制证发证，审批材料每到一个流程都要扫码，并且分段计时，全流程监控。”吴永贵介绍，工作人员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不具备批准条件的申请事项时，必须第一时间处理，因为反馈情况、次数等都可在系统中公开查阅。

叫号机更新了号码，在窗口接件的高晶，抬头一看却是自己的分管领导想帮朋友插个队。“只有办件人本人排队才有效！”高晶拒绝了。事后每次提起，办公室里都笑声一片，“这样才公平”。

“以前在‘接、转、办’中，审批办件常在一两个经办人和科长之间流转，只有少数人知晓，分工不明确也影响工作效率。”付东说，集中审批导致的“物理聚合”极易产生“微腐败”审批。通过上半年改革，流转中心承担了各环节流通，件送往哪个人手里，由条形码随机发布命令。

2015年，新津县与武侯区一同担负起“国家级”改革探索重任，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在全国8个省、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同年3月，该县行政审批局挂牌成立。

有了行政审批局，最大的变化就是高效、集中。陈龙给记者举例，比如在旧模式下的审批过程中，很多需要现场踏勘的项目和重要环节，均涉及多个部门，多头、重复和随意踏勘时有发生，许多项目不能及时落地。

如今，大到投资立项、规划许可，小到工商登记的疑点，都由县行政审批局踏勘中心到现场查看，这使得社会投资项目（房地产）审批时间由300多个工作日缩减至最短40个。一次审批某农业项目时，资料显示没什么问题，但凭借多年乡镇工作经验，陈龙觉得有蹊跷，后经现场踏勘，发现该项目用地属农业用地，按规定不能搞非农业建设。

“工作效率提升能直接反映发展成果。”新津县委深改办常务副主任李文靖举例，如果两家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同时申请项目，审批效率就成为企业生命，“别说半年，三五天也可能是决定性的。” 

从体制内辞职后，谢凤伟选择下海。他告诉记者，几年前从拿下地到厂房开建，最快也要半年，一个部门的审批手续就要一两个月。

而今年公司扩建项目赶上了新津县开展工业项目“零审批”试点，从立项到开工建设用了24个工作日。

按这一制度，谢凤伟开工前只需办理注册登记、企业项目备案、施工图审查以及环境影响评价4项审批（备案），其余30余项审批（备案）开工后逐步办理，且几乎与项目建设同步完成。面对订单，时间让他 “更有底气”。

“实施工业项目‘零审批’，采取先建后验，从源头将事前审批向过程服务、过程监管转变，突破了建设项目取得报规报建等系列手续后方可进场施工的规定。”陈龙说，当审批资源、权限过于集中，关键岗位自由裁量权大，监管难度和腐败几率也随之增加，制度倒逼管理者更加注重工业项目在建设中的施工质量、行为规范的监管和保障，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2015年，新津县行政审批局被李克强总理批示：“对做法到位做法好的地方不仅要总结经验，也要予以鼓励。”2016年，新津县新登记内资市场主体同比增长57.1%。

在职能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下，也出现过不少困难。“夸张点说，这是夺权”，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刚成立那几年，付东想联系职能部门给业务人员培训，被以“没空”拒绝；有时审批过程中需向部门了解企业的经营资质，对方也说太忙了没时间。

“传统政务服务中心的组织结构呈二元特性，管理层和窗口服务层联系不紧密。”吴永贵介绍，这就使政务服务管理机构无法深度介入行政审批的体制性改革之中，甚至介入一些部门的一般性审批行为都困难。

但在实施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后，行政审批职能从各职能部门剥离，由行政审批局承担，各职能部门承担行政监管和服务职能，履职情况的督查职能由政府监察部门承担，催生出了审批与监管分离的行政审批管理模式。

而在新格局下，仍存在一些项目明放暗不放。吴永贵告诉记者，一些事项的受理权下放到行政审批局，可是审批权还在上级，受理后还是要转报，反而增加了程序，效率仍上不去。

更大的尴尬在法律支撑。“现在审批过程中执行的，都是相关部门的规章。” 吴永贵说，辖区企业拿证照到外地参加招投标，经常不被认可审批法律效力，只能再加盖相关部门的章。“改革，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李文靖也认为，涉及到基层的改革更需要自上而下的法律法规建设，否则推进起来必然困难重重。

可喜的是，顶层设计正在努力，今年6月，李克强在“放管服”会议上强调，推进放管服改革要筑牢法治保障的基石，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适应改革进程，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今年年底前，各级政府要对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简政放权的未来，或许是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转变。”李文靖告诉记者，对于各类行业、领域和事项，正面清单列明开放，负面清单则明确禁止，对企业和社会来说，前者遵循“法无规定皆禁止”，而后者奉行“法无禁止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