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工作的地方在一个地级市，属于市直机关。机关较大，近百名公务员，并有若干下属事业单位。
单位在人员身份构成上并不“单纯”，包括了公务员、事业编人员、合同工（劳务派遣人员）和临时工。
公务员队伍是机关人员的主体，包括局领导（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科长、主任科员、副科长、副主任科员）、科员和少量工勤人员（比如司机）。事业编人员均来自机关下属的各事业单位，包括单位负责人（正科级）、副职（副科级）和普通职员。合同工主要分布在司机组、办公室、文印室等地方，临时工则充当门卫、保洁员之类的角色。
这么多不同身份的人凑在一起，为了不发生混乱，总得有些大家都能接受、最好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首要的一条，是权力等级决定利益分配。简单说就是不看人，只看身份，什么身份对应什么利益。举个例子：单位里有科长A，喜欢直接拉科长B的手下干活，B与他斗智斗勇。但当A被提升为副处级后（科室不变），尽管不情愿，B还是在A要求时允许手下过去干活——B对手下说，A现在是领导，身份不同了。并且，在A被提拔后，单位迅速为他单独腾出一间办公室（原来的人被分流到其他办公室），购置了齐全的办公设备，还专门制作了门牌和名片。
根据这种“权力—利益”规则，我把单位里所有人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上层是局领导（包括纪检、监察的派驻人员），中层是正副科长、主任科员和下属事业单位的正职，下层依次是副主任科员、科员、事业单位副职及普通职员、工勤人员、合同工和临时工。那么问题来了：人们如何实现层级流动（上升）？在一般意义上，核心要点是得到局领导尤其是局长的支持，但不限于此。具体来说，这个问题可拆分为“如何从中层上升到上层”和“如何从下层上升到中层”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相对简单。除非有特别的业绩或强大的背景，普通人基本就一条：论资排辈。年龄、何时进入单位、在多少科室待过（特别是繁忙的科室）、主管过哪些工作，以及头衔、学历、荣誉等，都可作为竞争时的筹码。在一个不是以能力说话，而是以权力说话的小环境下，处在相同权力层级的人要想先得利，只能摆出一串似乎能代表能力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是随着工作时间延长，大家基本都能具备的。把“经历”当作“能力”，虽然是一种概念的偷换，但也契合了更多人对“公平”的感觉：大家依次得利，那大家都能得利。这也是这类规则稳固不破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复杂一点。面临这个问题的，基本是年轻人，特别是事业编的年轻人。本单位人员的年龄结构有很大断层，基本是从60后直接跳到了80后，由于领导岗位编制有限且人员流动性小，许多年长的公务员堆积在科长和主任科员的位置，长期得不到提拔。牢骚之余，对下面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他们多少有些警惕。
而年轻人大体呈现出五种状态。第一种是想进步的人。这类人会努力工作，同时自发服务领导、拉近关系，下班后还不时与其他同事聚会打球，打造良好的群众基础——最好还擅长喝酒。第二种是混日子的人。这类人与第一种人似乎很合拍，他们觉得第一种人能玩出花样，而第一种人也乐于吸纳他们作为同盟。第三种是被孤立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这类人与前两者存在利益或心理上的隔膜。第四种是求稳定的人，多数是女生。第五种是因为忙碌而无暇他顾的人。
年长者与年轻人是不同的群体，本身缺乏交集。年长者隐隐嫉妒年轻人，年轻人则希望取得年长者的支持。在论资排辈并且年长者居多的情形下，如果大家背景相当，一个年轻人若无法争取到年长群体的普遍好感，就很难在与其他年轻人的竞争中胜出。当然，有的年长者会主动以年轻人师友的形象出现，但动机无非是：一、赢得好感与支持；二、通过交流，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三、通过提一些建议，来治疗自己内心的挫败感。
面对持前两种动机的人，要认真配合，而面对以第三种动机为主的人，应避免张扬——如果年轻人展现出某种优秀素养，令这类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挫败时，他们就要摘下那副良师益友的面具了。因此，要实现向上的层级流动，不仅要广交朋友，还要适时低调。
进入机关后不久，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在单位里忙忙碌碌、加班加点的，只是小部分人，包括公务员、事业编人员和合同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除非严重违法违纪，公职人员无须担心被开除。这意味着，活儿干得好坏，可能影响饭碗的大小，却从不决定饭碗的有无。那么，在大家都可以少干甚至不干的情况下，必须要干的事情，由谁来干呢？
有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当事业编的新人来上班时，就会被放到最忙的科室，美其名曰锻炼，其实是从中筛选具备干活潜质的人（特别是男生）。同时，领导们会暗中考察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一个新人被发现缺少背景，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那他（她）基本跑不掉了。一段时间后，领导正式分配工作，把那些能干肯干的留下，派往机关里忙碌的科室，而把不能干或不肯干的放回他们原本报考的下属事业单位。
由于在机关里，决定谁做什么的一条规则是：除非领导另有安排，否则大事小事，上次是谁做，下次还是谁做——那么接下来，科长会逐步向新人施压，让他（她）承担更多工作，而一旦接手，就甩不掉了。合同工基本在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打杂，工作量大，但不会被放在业务科室。至于公务员，只要对发展还抱有预期，就会好好表现。当然，几个重要科室的科长，干活肯定是跑不掉的。
因此，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少；能干肯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多。由于干得好不一定有功劳，但不出错就没麻烦，所以“干得越多，错得越多”成了一种广泛论调，大家也都不愿承担更多责任，能推就推。而即便是少干活，这些人的年终考评也能顺利过关——只要不得罪领导。所以，“老黄牛”头上始终压着局领导、年长者、科级领导、关系户和混混等一大群人，而在提拔时，他们也总是吃亏：因为无暇钻营，更因为干活少不了自己，那么，还是安心留下吧。所以我们看到：一路被提拔的，不会是干活最多的人。
对于一个有理想、想做事的年轻人，在机关很容易生出无力感。因为能做成事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要实现抱负，年轻人必须努力将自己纳入某个“权力—利益”结构，逐步获得更多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权。当具备足够实力、拥有稳固的利益同盟后，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可这时的想法，与年轻时的理想相比，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了。
在单位里，我正属于很忙的一个人。忙各种会议、活动、简报、文件、工程，有时候忙得人累成狗。在很累的时候，不禁想想，这对我们和老百姓来说意义何在？有多少忙碌，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甚至个别领导为取悦上级的无谓消耗，而是真的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忙碌呢？
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我有点像是在发牢骚。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值得我们重视。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要打造高效的机关，而高效的机关，必然会理顺好权力—利益结构，并解决好给年轻人希望，给能干事、干好事的人希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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